我們越來越蠢了嗎？

你也許沒有發現，但我們活在人類智力的巔峰時代。

自從100多年前智力測試首次問世以來，我們的智商一直在穩步上升。與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哪怕是今天的普通人也會被視作天才。這種現象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

但我們能夠享受的好日子不多了。最新的證據表明，這一趨勢現在可能正在放緩，甚至有可能正在倒退，意味著我們已經越過了人類的智力巔峰。

我們真的已經達到智力極限了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么隨之而來的衰退對人類的未來又意味著什么呢？

讓我們從300多萬年前我們的祖先開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開始，回溯人類智慧的古老起源——頭骨化石的掃描結果顯示，最早的兩足類人猿，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大腦體積大約有400立方厘米，只是現代人類大腦的三分之一。

增大腦容量是要付出極大代價的。現代人的大腦消耗了身體20%的能量，所以我們更大的大腦一定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好處，來彌補這些額外消耗的卡路里。

有許多潛在的原因導致了大腦體積的增長。有主流理論認為，這是對群體生活中日益增長的認知需求的回應。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85680/）

從南方古猿開始，人類的祖先開始聚集成越來越大的群體。也許，一開始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畢竟地面上的捕食者遠比樹上多。同時，這種生活方式還允許個人共享資源，降低變化多端的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危險，并且還能夠共同撫養幼崽。

 

對于今天的人類來說，缺乏社交只會導致尷尬；但對我們的祖先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

但正如我們中的許多人從自己的社交生活中所了解到的那樣，和別人住在一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你需要了解每個人的性格、他們的喜好，以及能否跟他們聊八卦。如果你參加的是集體行動，比如打獵，你需要了解每個成員在做什么，并協調自己的行為。對于今天的人類來說，缺乏社交會導致尷尬；對我們的祖先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

除了迎接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外，更大的社群還意味著成員可以分享想法，并以彼此的發明為基礎，從而產生新的技術和文化創新，比如可以提高狩獵效率的工具。為了實現這一點，你需要具備觀察和學習的智慧，這為更強的腦力提供了另一推動力。

大約在4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大腦體積達到了1200立方厘米左右，只比現代人類的1300立方厘米略小一點。當我們的祖先在7萬年前離開非洲時，他們已經足夠聰明，能夠適應地球上幾乎每個角落的生活。那些令人驚嘆的壁畫表明，他們完全有能力思考宏大深邃問題，也許包括他們自己的起源。

20世紀20年代人們的智商得分比現在要低。? Getty Images

很少有專家會認為，這種近期的智商變化是基因演化的產物，因為時間尺度太短了。

畢竟在100年前，科學家才首次發明了“智商”來衡量一個人的智力潛能。他們的成功有賴于“許多認知能力是相關聯”的事實。比如，你的空間推理能力或模式識別能力與你的數學、語言能力有關。因此，智商被認為反映了“一般智力”，即一種潛在的腦力。

 

智商被認為反映了“一般智力”，即一種潛在的腦力。

 

盡管智商測試經常受到批評，但大量研究表明，這個分數多少有些道理，可以作為衡量你完成許多任務的指標。IQ尤其擅長預測學術成就（考慮到其最初的定位就是用于學校的，這并不奇怪），IQ還能預測你在工作場所學習新技能的速度。無論從什么角度來說，IQ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衡量標準，還有許多因素也會影響你的成功。但總的來說，它確實顯示出人們學習和處理復雜信息能力的顯著差異。

智商的提高似乎始于20世紀初，但心理學家只是在最近才開始注意到這一現象。這是因為智商分數是“標準化的”。這意味著人們參加測試后，他們的原始分數會被轉換，以確保人群的中位數始終保持在100。這讓你可以比較參加不同形式智商測試的人。但除非你查看數據來源，否則你不會注意到幾代人之間的差異。

當學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研究過去一個世紀的分數時，他發現了一個穩定的增長趨勢：每十年提高3分左右。如今，智商的增幅在一些國家已經累計到了30分。

雖然弗林效應的成因仍有爭議，但一定是多種環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基因的轉變。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91886916310984#bb0295）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60289613000512）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我們的身高變高了，但這并不是因為基因改變了。? Getty Images

也許最好的對比是我們身高的變化。例如，我們今天的平均身高比19世紀高了11厘米（約5英寸）。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基因發生了變化，而是我們整體的健康狀況變好了。

事實上，某些相同的因素可能是這兩種轉變的基礎。例如，醫療水平的提高減少了兒童疾病感染率，和更有營養的膳食搭配，都應該有助于我們的身體長高和大腦變得更聰明。

有人提出，智商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汽油中鉛的減少，過去汽油中的鉛可能阻礙了認知能力的發展。我們的燃料越環保，我們就越聰明。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13935114001066）

無論弗林效應的原因是什么，我們可能已經到達了這個時代的終點，智商的增長停滯了。

 

但這不可能是全部的因素，因為我們的社會在知識環境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我們從小就訓練抽象思維和推理能力。例如，在教育中，大多數孩子都要學習如何以抽象的類別進行思考（例如，某動物是哺乳動物還是爬行動物）。我們也靠越來越抽象的思維來應對現代科技。即使是在電腦上完成最簡單的任務，你也必須先識別各種符號，才能進行操作。我們在成長中，長期沉浸在這種思維里，所以也就讓每個人都能培養出了在智商測試中表現良好所需的技能。

無論弗林效應的原因是什么，我們似乎都已經到達了這個時代的終點，智商的增長停滯了，甚至還在倒退。以芬蘭、挪威和丹麥為例，轉折點似乎發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平均智商每年下降0.2分左右。這相當于代際之間相差7分。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60289617302787#s0030）

我們即將看到智商的全面下降嗎？? Getty Images

這種趨勢比最初的弗林效應更難解釋，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是最近才出現的。一種可能是，教育水平比以前有所下降，或者至少不再以同樣的技能為目標。例如，一些智商測試用來評估人們的心算能力。但正如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的奧勒·羅格伯格（Ole Rogeberg）向我指出的那樣，學生可能更習慣于使用計算器。

（www.pnas.org/content/115/26/6674?fbclid=IwAR1k91c33h_3OhaGpE8FcBDaszywXAZUfTU9HKgpTrtVjw3BVbANrBxvCw4）

目前看來，我們的文化可以以一種神秘的方式塑造我們的思維，這一點似乎很清楚。

科學家們還在繼續研究這些趨勢背后的原因，但值得探討的是，智商的這些變化對整個社會到底意味著什么。弗林效應中智商的提升給我們帶來了我們想要的好處了嗎？如果沒有，為什么？

最近，《智力雜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的一期特刊提出了這一具體問題，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羅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隨刊社論中寫道：

比起20世紀初，人們可能更善于擺弄復雜的手機和其他技術創新。但就我們這個社會的行為而言，你覺得這智商提高的這30分對我們有用嗎？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可能和歷屆大選一樣幼稚...... 此外，更高的智商并沒有帶來解決世界或國家任何一個重大問題的辦法，比如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氣候變化、污染、暴力、鴉片類藥物中毒死亡等等。

斯特恩伯格可能有點兒過于悲觀了。比如說，醫學取得的進步令嬰兒的死亡率大大降低。雖然極端貧困問題離徹底解決還有很遠，但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有所減輕。更不用提，說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巨大好處，當然，這些一切都有賴于智慧的勞動力。

不過，他并不是唯一一個質疑弗林效應是否真的代表了智商提高的人。詹姆斯·弗林自己也認為，它可能只限于一些特定的推理能力。就像不同的體育鍛煉會鍛煉不同的肌肉，而不會增加整體的“體質”一樣，我們一直在鍛煉某些類型的抽象思維，但這并不一定能改善所有的認知技能。而一些其他的、不那么好培養的能力，可能是未來改善世界的關鍵。

創意可不僅僅意味著藝術表達。? Getty Images

就拿創造力來說吧。斯特恩伯格等研究者討論創造力時，他們談論的不僅僅是藝術表現力，而是更接地氣的技能。你能輕而易舉地提出一個新奇的問題解決方案？你的“反事實思維”又有多好？這是一種考慮尚未實現的假設情景的能力。

智力當然應該幫助我們更有創造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智商的提高，個人創造性思維的一些衡量標準并沒有在上升。無論造成弗林效應的原因是什么，它并沒有鼓勵了我們以全新的和獨創的方式進行思考。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480761/）

 

你可能會認為，你越聰明，你就越有理智，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

然后還有關于理智的問題——通過權衡證據和剔除不相關信息，你能否做出最佳決策。

你可能會認為，你越聰明，你就越理智，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雖然智商與算術等技能相關，而算術是理解概率和權衡風險的關鍵，但理性決策的許多要素仍然不能用智力來衡量解釋。

（mitpress.mit.edu/books/rationality-quotient）

考慮一下關于我們認知偏見的大量文獻。例如，一些聲稱“95%非脂肪”的產品聽起來比“5%脂肪”更健康。這種現象被稱為框架偏誤（framing bias）。所以現在很明顯，高智商并不能幫助你避免這種偏誤。這意味著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會被誤導性的信息所左右。

高智商的人也同樣容易受到確認偏誤的影響。我們傾向于只考慮支持我們已有觀點的信息，而忽略可能與我們觀點相悖的事實。當我們開始談論政治等事情時，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高智商也無法保護你免受沉沒成本偏誤（sunk cost bias）的影響。這種偏誤傾向于將更多資源投入一個失敗的項目，即使及時止損會更好。這在任何企業中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眾所周知，正是這種偏見導致英國和法國政府繼續資助協和式飛機，盡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將是一場商業災難。）

高智商的人也不太擅長“時間貼現”測試（temporal discounting：指個人對事件的價值預估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下降的心理現象。——譯者注）。這要求你為了更大的長期利益而放棄短期收益。如果你想確保未來過得舒適，這是至關重要的。

除了對這些偏誤的反抗，還有更普遍的批判性思維技能，比如挑戰你的假設，識別遺漏的信息，以及在得出結論之前尋找對事件的其它解釋的能力。這些對良好的思維是至關重要的，但它們與智商并沒有很強的關聯，也不一定與高等教育相關。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許多人在攻讀學位期間，批判性思維幾乎沒有改善。

（www.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A/bo10327226.html）

鑒于這些松散的關聯性，智商的上升并沒有給我們帶來奇跡一般的正確決策，也就說得通了。

正如我在關于這個主題的書中解釋的那樣，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維可以解釋為什么金融詐騙仍然常常出現，以及為什么數百萬人花錢買江湖郎中的藥，或者冒不必要的健康風險。

對我們的社會來說，它可能導致醫療錯誤和司法不公。它甚至可能導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等災難。它還助長了假新聞的傳播，以及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巨大政治分化，讓我們無法在為時已晚之前找到一致的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不接受批判性思維，如何避免像墨西哥灣漏油事件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 Getty Images

考慮到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大腦是如何不斷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的。現代生活雖然允許我們進行更抽象的思考，但似乎并沒有糾正我們的非理性傾向。我們曾經認為，聰明的人在他們的一生中會自然而然地做出好的決策，但現在我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展望未來，“反向弗林效應”和智商的潛在下降理應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用腦方式。防止智商進一步下降，無疑應該是未來的首要任務。但我們也可以做出更有針對性的努力，來提高那些與高智商不相關的必要技能。

我們現在知道，這種思維方式是可以學習的。但它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和仔細的指導。例如，一項關于醫生診斷的研究表明，如果醫生在學習如何更多地反思自己的思維后，常見的認知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這可以拯救無數的生命。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52301117300081）

但為什么不在基礎教育中教授這些技能呢？現就職于利茲大學商學院（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的萬迪·布魯因·德·布魯因（Wandi Bruine de Bruin）和同事們已經證明，比如，可以在高中生的歷史課中加入對決策錯誤的討論。這不僅提高了學生在隨后的理性測試中的表現，也促進了他們對歷史事實的學習。

另一些人則試圖在學校振興批判性思維的教教育。例如，討論一些常見陰謀論，這可以教會學生良好的推理原則，比如，如何識別常見的邏輯謬誤和如何權衡證據。在上過這些課后，學生似乎對一般的錯誤信息，包括假新聞，更加謹慎。

如果我們像重視其他認知能力一樣，對待理性和批判性思維，那么以上說到的這些成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

理想情況下，我們可能會開始看到理性，甚至是智慧，與弗林效應同步上升。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智商分數的暫時性突變不一定代表著一個黃金時代的結束，而是它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