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自由國家的好處（楊適 譯）
說明某一國家商業貿易的興起和進步，比說明它在學術方面的進步要容易得多；一個國家專心致志鼓勵貿易的發展，要比它培養學術更有保證得到成功。貪婪、發財的欲望是一種普遍的情欲，它在一切時間，一切地方，一切人身上都起作用；但是好奇、求知欲，只有很有限的影響，它需要青春年少的精力和閑暇、教育、天賦、榜樣等等條件，才能對人起支配作用。
論藝術和科學的興起與進步
在我們對人事的探究上，沒有什么比確切分清哪些是由于偶然機遇，哪些是由于因果關系更需要精細研究的了；也沒有什么別的問題，比它更容易使研究者被自己錯誤的穿鑿附會弄得暈頭轉向，上當受騙。如果說任何事件是由機遇而發生的，那就不必再去研究它了；這樣，研究者就同其他人一樣停留在無知之中。如果假定事件是由某些確實可靠的原因引起的，他就會發揮才能來尋求這些原因；而如果他又能在這個研究中有足夠的精細，他就有機會大大擴充他的著作，顯示他淵博的知識，因為他看到了一般民眾和無知的人不曾看到的東西。
在區分機遇和因果的問題上，往往要看具體的研究者思考的是什么樣的具體事情，以及他們對這些事情的明察能力如何而定。不過要是我能提出某個一般的規則，那對我們作出這種區別還是有幫助的。我想這條規則可以表述如下：那些靠少數人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憑機遇的，或者說，它的起因是神秘的和難以探明的；而那些在大量人群中發生的事件，則常常能夠找到確定的、可以理解的原因來加以說明。
這條規則可以用兩個很自然的道理來說明。第一點，如果假定一顆骰子有個特點，總愛傾向于顯出某一邊，那么不管這種習性是多么小，只擲幾下也許并沒有顯出這一邊來，可是扔的次數要是很多時，平均起來這一邊出現的機會就一定相對要多些。同樣，如果某些原因能產生一種特殊的愛好或激情，那么在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民族中，雖然一些人可能并不受它的感染，有他們自己的特殊感情；但是多數人確實會被共同的愛好抓住，他們的一切行為會受到這種社會風氣的支配。
第二點，那些適于在多數人身上起作用的原因或原則，總是些具有比較根深蒂固的性質的東西，它不大會順從偶然事件，也不大會受一時的念頭或個人幻想的影響，同只適于在少數人身上起作用的原因不同。后者通常是些非常精致和微妙的東西，只要某一具體的個人在健康、教育或運氣方面發生很小的偶然變化，常常就足以使它改變或阻礙它們發揮作用；所以不可能把它們當作什么普遍適用的經驗和原理。它們的一時影響，決不能使我們確信到另一時期還能起作用，盡管在這兩種場合下一般條件完全相同。
用這條規則來衡量，一個國家內部的逐步變革必定更適于作為一個可以用理性和觀察來加以研究的對象；相比之下研究外部的干預或激烈的革命就要困難得多，因為它常常是由某些個人引起的，而且有許多任性、愚蠢或反復無常的行為在起作用，不容易用一般的情感和利益來說明。在英國，王權削弱和平民興起，發生在允許財產進行轉讓的各種法規提出和執行，貿易與工業增長之后，這些都比較容易用一般原則來加以說明；但是，像查理·昆特死后西班牙衰落和法蘭西君主國興起這類事情就不同，如果亨利四世、黎塞留樞機主教和路易十四是西班牙人，而腓力二世、三世、四世和查理二世是法國人，那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就會完全顛倒過來。
基于同樣道理，說明某一國家商業貿易的興起和進步，比說明它在學術方面的進步要容易得多；一個國家專心致志鼓勵貿易的發展，要比它培養學術更有保證得到成功。貪婪、發財的欲望是一種普遍的情欲，它在一切時間，一切地方，一切人身上都起作用；但是好奇、求知欲，只有很有限的影響，它需要青春年少的精力和閑暇、教育、天賦、榜樣等等條件，才能對人起支配作用。在有買書人的地方，你絕不會找不到賣書的人；可是有讀者的地方，可能常常沒有作者。在荷蘭，眾多人口的需要和自由，使商業得到發展；但是學術上的研究運用，幾乎還沒有使他們產生出任何杰出的作家。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沒有什么別的主題比研究藝術史和科學史更需要小心謹慎的了，我們應當避免講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原因，或者把純屬偶然的東西說成是穩固可靠的普遍原則。在任何國家中從事科學事業的人總是很少數的；他們的志趣、愿望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們的鑒賞能力和判斷能力是精細的、容易改變的；他們作用的運用發揮常常受最微小的偶然事件干擾。所以機遇或秘密的難以探明的原因，對于一切精致藝術的興起和進步必有重大的影響。
不過也有一個理由，使我認為不能把這個問題全部歸結為機遇。雖然從事科學事業以其驚人成就贏得后世贊嘆的人，在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里總是很少，但他們總不是孤立的現象：如果產生他們的那個民族在此之前不具備同樣的精神和才能，并使它在人民中得到傳播滲透，那么要從這民族最初的幼稚狀態中產生、形成和培養出那些杰出作家的鑒賞力、判斷力，就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要說群眾都趣味索然，而能從他們之中產生出出類拔萃的優美精神，那是不可思議的。奧維德說：“上帝就在我們之中，呼吸到神圣的靈感，我們才生氣勃勃。”一切時代的詩人都提倡這種靈感說。不過無論如何，這里并沒有任何超自然的東西。點燃詩人靈感的火焰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它只是在大地上奔騰的東西，從一個人胸中傳到另一人，當它遇到最有素養的材料和最幸運的安排時，就燃燒得最旺盛明亮。因此，關于藝術和科學的興起、進步的問題，并非全是少數人的鑒賞力、天才和特殊精神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整個民族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把后者看作是一般的原因和原則。我承認，一個人要是研究某個特定的詩人——以荷馬為例——為什么會存在于如此這般的一個地方，存在于如此這般的一個時間，那他就是輕率冒失地陷入了怪想，除了這類繁多而虛假的精細奧妙問題而外，他就不能研究別的重要問題。也許他會自夸他說明了費邊和西庇阿這些將軍為什么在那個時代生活在羅馬，為什么費邊出生早于西庇阿。要解釋這樣的偶然事件，只能說出賀拉斯所說的那種理由：
Scit genius, natale comes, qui temperat astrum,
Naturae Deus humanae, mortalis in unum——Quodque caput, vulta mutabilis, albus et ater.
（大意是：多樣的東西才能合成世界，有此有彼，有黑有白。——譯者注）
但是我還是認為，對于某一個國家為什么在某個特定時期會比它的鄰邦要更加文明、更加講求學術，在許多情況下是可以找到好的說明理由的。這至少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主題。如果我們在還沒有弄清是否能說出一番道理來證明這一點，是否能把它歸結到一般原則之前，就完全放棄對它的研究，那是很可惜的。
對于這個問題，我的第一點來自觀察的看法是，在任何民族中，如果這個民族從來不曾享受過一種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產生藝術和科學。
在世界史的最初年代，人們還是野蠻無知的，為了在彼此的暴力爭斗和不義中求得安全，當時除了選擇某些人（人數或多或少）來做統治者外還找不到別的辦法；人們對他們寄予盲目的信任，還沒有法律或政治制度提供保證來防止這些統治者的暴力和不義行為。如果政權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如果人口由于征服或自然繁殖增長到很大數目，君主就會看到單靠他個人管轄所有的地方，處理所有的政務，那是辦不到的，必須委派他的全權代表去當他的下屬行政長官，在他們各自管轄的地區維護和平和秩序。在經驗和教育還沒能使人們的理智判斷能力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時，君王本人不受任何約束，也從沒想到要去約束他的大臣，只管把他們安排到各處，置于各部分人民之上，委以生殺予奪的全權。所有的一般法律，在運用到具體場合時是相當麻煩的，需要有洞察力和豐富的經驗；具備了這兩方面的能力才能認識到照法律辦事其實比任性地使用統治權力所帶來的麻煩還要少些，也才能認識到一般法律整個說來帶來的麻煩和不便是最少的。國家內部法律的制定和運用，有經常的試驗和勤勉的觀察也就夠了；而人們要想得到一些別的進步，尤其是高級的詩和雄辯藝術上的進步，還需要有敏捷的天才和想象力的作用；所以在法律的改進達到相當水準之前，那些高級藝術的進步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所以不能認為一個不受約束又沒受教育的野蠻君主，會成為一位立法者，也不能設想他會約束各行省的蠻橫官吏和各村鎮里的土霸王。我們知道，已故的沙皇雖然有高貴的稟賦才能，十分喜愛和贊美歐洲的藝術，還是公然崇尚土耳其的政治統治方式，喜歡作些概括的決定，有如野蠻的君主政權那樣，下判斷做決定根本不管什么方法、形式或法律的制約。他沒有覺察到這樣一種做法，同他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其他一切作為是多么矛盾。任性的權力，在一切情況下都是某種壓迫和敗壞；要是收縮到一個很小的范圍，就全然是毀滅性的不可忍受的；要是具有這種權力的人知道他當權的日子不長和不確定時，情況就更加糟糕。塔西佗說，Habetsubjectos tanquam sucs; viles ut alienos。意思就是說，他以全權統治臣民，好像他們是自己的所有物；同時又完全無視他們、虐待他們，好像他們是屬于別人的。一個民族處于這種方式統治之下，不過是些奴隸，這里所用的“奴隸”一詞完全符合該詞的本義；要說他們能夠具有追求精致趣味和科學理性的抱負，那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那么多勇氣享受生活所需要的豐富多彩或安全。
所以，要期待藝術和科學能首先從君主政權下產生，等于期待一個不可思議的矛盾。因為在這些精致東西產生以前，君主是無知和沒受過教育的，他的知識不足以使他理解需要用一般法律來平衡他的統治，他所做的只是委派他下屬的全權行政官吏。這種野蠻政治貶抑人民，永遠阻礙著一切進步。假如科學為世人所知以前，有一位君主已經聰明智慧到能成為一個立法者，他懂得靠法律而不是靠那些官僚的隨心所欲來治理人民，那么這個政治或許可能成為藝術和科學的搖籃。但是這個假定看來幾乎沒有任何根據或合理性。
在一個共和國的幼年時期，由于法律很少，也會像一個野蠻君主國那樣，委派一些權力無限的人來治理和作出決定。但是除了人民經常的選擇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政府的權力而外，約束官員以保持自由的必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逐漸顯示出來，從而必然會產生出一般的法律和章程制度來。有一個時期，羅馬執政官決定一切問題，不受任何確定的法規制約，后來人們不愿再忍受這種桎梏，就創立了十人團，由它頒布十二銅表法。這部法典盡管在份量上比不上一部由議會制定的英國法規，但在這個赫赫有名的共和國里，若干世紀都靠這部幾乎是唯一的成文法來解決財產和刑罰問題的。這些法律和一個自由政府的形式，足以保證公民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撤換有權力的人，防止任何人以暴力或專制對待他的同胞。在這種情況下，學術能夠抬起頭來得到繁榮；但這一切絕不可能在壓迫和奴役里存在，有如在野蠻的君主統治下永遠不會有這種結果那樣，因為那里唯有人民受長官權力的管束，而長官們卻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的管束。這種性質的無限專制，只要它存在一天，就要竭力阻止一切進步，不許人民獲得知識，因為人們有了知識就能爭取一種較好的政治和一種比較溫和適當的政權。
這就是自由國家的好處。盡管一個共和國也可能是野蠻的，可是由于一種絕對無誤的作用，它必然會產生法律，即使人類在其他學術方面還沒來得及取得可觀的進步。從法律產生安全，從安全產生對知識的渴求，從這種渴求產生知識。這個進步過程的往后幾步也許帶有較多的偶然性，但第一步是完全必然的。因為一個共和國要是沒有法律就決不能持續存在。相反，在一個君主制國家里，這種政治的形式本身就使法律的產生成為不必要的。君主政體，如果是絕對的，本身就包含著對法律的某些厭惡。只有那些有大智慧的和善于思考的君主也許能把兩方面加以調解結合。可是這樣有智慧的君主，要是沒有人類理性的較大發展和改進，是決不能指望他的出現的。而這些進步又需要有求知欲、安全和法律。因此，藝術和科學的最初發展，決不能指望會發生在專制政治之下。
雖然我把缺少法律，給予一切大小官吏以生殺予奪的全權當作主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在專制政權下還有些其他因素阻礙著精致藝術的興起。雄辯在民眾政治下產生的確是比較自然的。在完成一切事業上，彼此仿效和競爭必定能喚起更加生氣勃勃和主動活躍的精神，使人們的天賦和才能得到比較充分發展的天地和宏大的目標。所有這些因素，只有自由的政治才能提供，所以它是藝術和科學唯一適宜的搖籃。
我對本文主題要談的第二點來自觀察的看法是：對于文化與學術的興起，最有益的條件莫過于存在著一些彼此為鄰的、由貿易和政治往來聯系在一起的獨立國家。這些鄰近國家之間自然產生的相互仿效和競爭，是促進文化學術進步的一個顯著動力。不過我要著重強調一個限制性的條件，那就是，它們的領土大小要能使競爭雙方都能保持各自的力量和權威。
一國政府管轄遼闊的領土，只要有一個人權力過大，馬上就會變成絕對的；小國則自然地趨于共和制度。一個大的政府總是容易一步步變為專制的，因為它的每個暴力行為最初形成了一部分專制因素，隨著這類行為的增多，不知不覺就會越走越遠，也不會激起強烈的騷動反抗。此外，一個大的政府，雖然整個說來不能令人滿意，但可以靠一些小手段來保持人民對它的順從；因為分而治之的結果，會使每個局部對別的地方發生的情況一無所知，不敢首先起來騷動和起義。不必說，在這種國家里存在著對王公貴族們極端盲目的尊敬，因為人們很難見到君王，對他不熟悉，不知道他的弱點，自然會產生這種迷信。大國還能提供巨大的財力、物力來支持帝王擺出莊嚴壯觀的體面排場，使普通百姓看了目瞪口呆，這也很自然地有助于奴役他們。
在一個小國里，任何壓迫行為馬上就會被全體人民知道，對這種行為的牢騷不滿很容易傳布開來，憤怒情緒也容易升級，因為在這樣的小國里，人民并不認為他們同掌權者之間的距離非常大。孔代親王說，“沒有一個人在他的書童眼睛里是個英雄”。確實，對于任何終有一死的血肉之軀來說，仰慕和熟悉總是難以并存的。即使是亞歷山大大帝也要睡覺、戀愛，這使他明白自己并不是一個神。不過我認為，那些每天陪伴他的人由于看到他有數不清的弱點，也更容易對他的人性或仁愛方面看到不少令人信服的證據。
小國林立對學術有利，因為它制止了權威和權力的進一步發展。聲望對于掌權者來說時常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力，同樣也能毀滅思想的自由和人們的檢驗能力。但是如果一些彼此為鄰的國家在技藝和貿易上交往很多，它們的相互妒忌并不影響它們泰然自若地接受彼此的法律，還能促使它們留意別國的種種趣味和學術道理，并以極大的關注和精確性來檢驗彼此在每一種技藝、學術方面的成就。流俗意見的互相感染，不容易從一個地方廣泛傳播到另一些地方。在這個那個國家中，它很容易碰到阻礙，流行的偏見不會在各個國家里同時并發。唯有合乎自然和理性的東西，或者至少是強有力地模仿自然和理性的東西，才能通過一切障礙為自己開辟道路，把最堪匹敵的國家聯合起來從事一種值得給予高度評價和贊美的事業。
古希臘是一大串小的主權城邦國家，城邦很快就變成共和國；由于相互鄰近，又有相同的語言和利益作紐帶把它們聯合起來，它們在貿易和學術上就產生了最密切的交往。這里還有良好的風土氣候，土地不算貧瘠，還有一種最和諧悅耳容易理解的語言，這個民族具有的各種條件看來都有利于藝術和科學的興起。在各個城邦里產生了一些藝術家和哲學家，他們不愿屈從于鄰國的那些偏好；彼此的討論和爭辯使人們才智得到磨礪而敏銳起來；在判斷者面前存在種種質難，每個人都向別人的選擇提出挑戰；科學不受官方限制而低頭，就能茁壯生長，發展到至今仍是我們贊賞對象的可觀地步。后來，羅馬基督教或天主教教會散布到整個文明世界，長期壟斷著全部學術，實際上成為一個教會統治的巨大國家，并且統一于一個首腦之下，于是各種學派就消失了，唯有逍遙學派的哲學允許在各個學院里傳授，完全剝奪了其他一切學術的存在。不過人類終于還是掙脫了這種枷鎖，事情有了轉機。今天的情勢又回過頭來接近于往昔了，現在的歐洲仿佛是古希臘的一個摹本，只不過以前希臘的典型是小規模的，現在規模大了。我們在若干事例上已經看到了這種情勢的益處。是什么力量阻擋了笛卡爾哲學的發展？我們知道法蘭西民族曾經表現出對它的強烈興趣，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末，但是來自歐洲另一些國家的反對使它受到阻遏，那里的人們很快發現了這個哲學的缺點和不足。對牛頓學說進行最嚴格的反復徹底的審查，并非來自他的本國人，而是來自外國人；如果牛頓學說能戰勝如今來自歐洲所有國家的反對意見和對立觀點，就可能把凱旋式的勝利永遠傳下去。英國人對于他們活動的舞臺上出現的淫蕩丑聞變得很敏感，是因為他們有法國人的端莊正派作為榜樣。法國人確信他們劇院里由于上演的愛情戲和風流故事過多，變得有些軟綿綿，女人氣，就開始求助于一些鄰國的更富于男子漢氣概的藝術趣味。
在中國，似乎有不少可觀的文化禮儀和學術成就，在許多世紀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本應期待它們能成熟到比它們已經達到的要更完美和完備的地步。但是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帝國，使用同一種語言，用同一種法律治理，用同一種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導師，像孔夫子那樣的先生，他們的威望和教誨很容易從這個帝國的某一角落傳播到全國各地。沒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輩也沒有足夠的勇氣敢對祖宗制定、世代相傳、大家公認的成規提出異議。這似乎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說明為什么在這個巨大帝國里科學的進步如此緩慢。
在地球上的四大洲里，歐洲是被海洋、河流和山脈隔裂最甚的地區，而在歐洲各國，希臘又是隔裂最甚的一個地方。這些地域很自然地被分割成一些不同的國家或政權，因此科學從希臘發源，而歐洲迄今為止一直是科學的故鄉。
有時候我愛這樣想，在學術中斷的那些時期，要是并沒有毀掉古代的書籍文獻和歷史記載，那么由于統治權力的中斷，廢除了壓制人類理性的專制勢力，那這種學術的中斷對藝術和科學毋寧是更有益的。就這一方面來說，政治權力的變動和社會的變動具有同樣的影響。想想古代各個派別的哲學家對他們老師的那種盲目崇拜順從的樣子，你就會確信這樣奴性十足的哲學即使經歷許多世紀也不可能有多少進步。甚至在奧古斯都時代興起的折衷主義哲學派別，盡管他們專心致志從各個不同方面自由選擇他們喜歡的東西作為自己哲學的成分，但就其主要之點來看，還是同其他派別一樣，是一種奴性的、缺少獨立性的哲學家。他們不是在自然中尋求真理，而是在某些學派中尋求；他們以為真理必定能從某些派別的哲學里找到，雖然它并不全在某一派而是分散在許多流派之中。對復活以往學術來說，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柏拉圖派和畢達哥拉斯派已經無法重新獲得人們的信任和權威了。鑒于這些派別的失敗和衰落，要使人們保持對某種學說的盲目尊敬和順從，一些新的派別就產生出來，企圖得到一種凌駕于它們之上的優越地位。
藝術與科學的興起和進步這個主題，我要講的第三點來自觀察的看法是：雖然培育這些高貴樹木唯一適宜的苗圃是自由的國家制度，可是它們也可以移植到其他政治制度的國家里去；共和國對于科學的成長是最有益的，而一個文明的君主國對于文雅藝術的成長是最有益的。
要在一個大國家或社會里，靠一般的法律來保持社會的均衡，不論它實行的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都是一件困難十分巨大的工作；不管某個人天資多么聰穎，也不能單靠理性和思維的力量做到這一點。這項工作必須結合許多人的判斷，他們的努力必須由經驗來指導，要使這項工作臻于完備還必須有時間。在最初的嘗試和試驗中，他們不可避免地會犯許多錯誤，而糾正這些錯誤必須習慣于種種不便。因此，這項工作似乎不可能在任何君主制下開始和得到發展，因為這樣的統治形式，盡管可以是文明的，它所知道的秘密和政治手段也無非是委任各種官員或長官，給他們以無限的權力，以及把人民一層層劃分為許多等級，把他們置于奴役人的秩序規矩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期待科學、文學藝術、法律會得到什么改進，人們的工藝和制造業也幾乎得不到什么改進。在這種國家里，野蠻和愚昧（它們的政治統治就是從這里開始的）一直延續下來沒有什么改變，靠不幸的奴隸們的努力和發明才能也絕不可能改變這種狀況。
不過，法律作為一切安全和幸福的源泉，盡管它在任何政治統治下產生較晚，而且是秩序和自由緩慢進步的產物，但要保持它并不像產生它那樣困難；一旦站穩了腳跟，它就是一株有頑強生命力的樹木，幾乎不會由于人們缺乏教養或一時的暴行就完全毀滅。建筑在精致的鑒賞力和情感之上的奢華藝術，甚至文學藝術，是容易消失的，因為它們永遠只是少數人欣賞的東西，這些人有閑暇，又幸運，又有天賦，因而他們能享受這些娛樂。可是對一切人有用的、普通生活需要的東西，一旦為人們所發現發明，就幾乎不可能埋沒湮滅，只有在社會遭到野蠻入侵者洪水猛獸般蹂躪而全部崩潰那種情形，才會消滅先前有關技藝和禮儀的一切印記。模仿也能使那些比較粗糙卻更為有用的技術易于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并且使這些技術能先于精雅藝術得到進步；雖然從最早仿效和傳播上說，或許它們會在精雅藝術之后。由于上述原因，最早由自由國家發明的政治藝術，可以由文明的君主國加以保持，因為這對保證君主和臣民的安全都有利。
這樣看來，君主制形式無論怎樣完善，甚至可以出些政治家，這種完善還是應當歸功于共和制度；不能設想在野蠻民族里建立起來的純粹專制主義，靠它本來的力量和能力就能改進和洗煉它自身。它必須從自由的政府那里得到借鑒，才能建立它的法律、方法、制度，使自己得到穩定和秩序。這些利益都是靠共和國單獨培育出來的。一個野蠻君主國范圍廣大的專制統治，由于貫穿滲透了這種制度的基本精神和種種細微末節，就永遠阻礙著所有這類進步。
在一個文明的君主國里，唯有君主在運用權力上不受限制，唯有他大權在握，除了習俗、實際事例和他本人的利益或興趣而外，不受任何約束。每個大官或行政長官，不論如何突出，也必須服從治理整個社會的一般法律，必須按照規定的方式行使國王賦予他的權力。人民只是為了保證自己的財產安全，才需要依賴他們的統治權力。天高皇帝遠，他們同君主之間沒有什么個人之間的戒備提防和利益沖突，以致幾乎沒有感覺到對他的依賴。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政府，對于這種政府，如果我們給它戴一頂政治大帽子，也可以把它叫做專制，但是如果恰當和謹慎些，就該承認它能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人民的安全，能實現政治社會所要求的大多數目的。
但是，盡管在文明的君主國或在一個共和國里，人民都享有他們的財產安全，然而在這兩種政治制度下，那些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手中都有許多大名大利的東西可以處置，它能激起人們的野心和貪欲。唯一的差別就在于：在共和國里，想往上爬的人必須眼睛向下才能得到人民的選票；而在君主國里，他們的注意力必須朝上，用討好奉承來求得恩惠和大人物的寵愛。在前一條道路上想得到成功，一個人就必須靠自己的勤勉、能力和知識，使自己成為有用之才；在后一條道路上想得到榮華富貴，他就必須憑自己的機敏、謙順和禮儀，使自己成為討人喜歡的人。在共和國里，最能得到成功的是強有力的天才；在君主國里則是有優雅趣味的人。所以造成的結果是，前者比較自然地培育了科學，而后者比較自然地培育了文雅的藝術。
不必說，由于君主國的穩定首先要依仗對僧侶和貴族迷信般的尊敬，因而它通常都要扼殺理性的自由，推崇宗教和政治，以及形而上學和道德。所有這些也形成一大套學問。數學和自然哲學，是自由理性中唯一能允許保存下來的東西，卻一點也得不到重視。
在交往談話的藝術上，最叫人喜歡的莫過于相互致敬或恭謹有禮了，它使我們在對方面前拋開自己的意向愛好，克制和隱藏人心中非常自然的那種自以為是和傲慢。一個脾氣好的人，如果受到良好教育，他會對所有人講禮貌，用不著事先盤算一番，也不是為了什么好處。但為了使這種有價值的品質成為人們普遍具有的東西，似乎有必要用某些普遍的動機來輔助自然的素質。如果權力是從人民而來上升為巨大力量的，有如在一切共和國里的情形那樣，那種謙恭優雅的禮儀就不會受到特別的重視；因為整個國家的人民由于上述原因在權力上近于平等，每個成員都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獨立，人民由于有權參與政治而獲益，由于地位優越而偉大。但是在一個文明的君主國里，從國王直到農夫之間有一連串的依賴關系，它雖然不足以使財產關系成為不確定的，也不足以使人民意氣消沉，但是它還是足以在每個人身上產生一種取悅于比他地位高的人的傾向，并使他去仿效最善于討有地位有教養的人喜歡的那種人的榜樣。因此，謙恭有禮的態度在君主國里和宮廷里產生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只要它繁盛起來，就不會忽視或輕視任何一種文學藝術。
歐洲各共和國現在被人指摘缺少禮儀風度。“一個瑞士人的禮儀到荷蘭就開化了”（盧梭語），這是法國人的一個質樸說法。英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遭到同樣的非議，盡管他們有學術和天才。如果說威尼斯人是這條法則的一個例外，那也許是由于他們同其他意大利人的交往所致；大多數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政府都寧愿它們的臣民有一種奴性，而不愿他們在待人接物態度上有足夠的開化。
對于古代共和國在這方面的文雅程度要下一個判斷是很困難的，不過我猜測他們的交談藝術并沒有他們在寫作和組織方面的藝術那么完善。古代演說家在許多場合講刻薄的臟話很刺人耳目，使人難以置信。在那些時代的作家中，浮夸也常常受不到任何攻擊，放蕩不拘、毫無節制成為他們的共同風度。“不管什么色鬼、老饕、賭棍都把他們的世襲家產揮霍于游樂、飲筵或尋花問柳之中”，薩魯斯特在他的歷史著作的一個最正經講道德的地方寫道。“因為在海倫時代之前，一個小姑娘就是引起戰爭的最可怕的原因”，這是賀拉斯在追溯善惡道德起源時的說法。奧維德和盧克萊修的放蕩風度猶如羅徹斯特伯爵，雖然前者是很好的上等人和優雅的作家，而后者是因為生活在宮廷里受到腐化，似乎喪失了一切羞恥和莊重。尤維納利斯以極大的熱情諄諄教導人們要謙虛謹慎，可是如果我們看看他的言辭那樣輕率，那他自己就提供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我也敢于斷言，在古人那里，還沒有像我們在交往中不得不向人表示或假裝表示出來的那么多文雅教養，也沒有那么多禮數周到的尊敬問候之類的東西。西塞羅確實是他那個時代一位最好的文質彬彬的人物；盡管如此，我必須承認，在他把自己引入作為一名對話者的那些對話體著作里，他描寫自己朋友阿提庫斯的那副可憐相，使我常常大為吃驚。這位既有學問又有美德的羅馬人，雖然只是一位以個人名義從事活動的人物，他的莊嚴體面并不亞于羅馬任何人，可是這里所描寫的形象比起我們現代對話中斐拉雷特的朋友還要可憐可笑：他是演說家的一個卑躬屈膝的吹捧者，不時地向演說家致贊美之辭，接受他的教誨，像一個學派中人對他導師那樣稱頌備至。甚至加圖在對話《斐尼布斯》中也有某種不講禮貌的態度。
我們知道古人一場有詳盡細節的真實對話，那是波利比奧斯記述下來的。當多才多藝的馬其頓王腓力同最講禮儀的提圖斯·弗拉米尼努斯會晤時，普魯塔克說，來自幾乎所有希臘城市的使者都陪伴著他。埃托利亞的使者非常唐突地對國王說，他的講話像一個蠢材，一個瘋子（ληρετυ）；這位陛下答道，“這是很明顯的，連瞎子都看得出來。”這就是對瞎說八道的卓越諷刺。雖然如此，所有這些并沒有越出通常范圍，會談也沒受干擾，而弗拉米尼努斯也由于這些幽默的插曲感到很開心。到會談快結束時，腓力請求留點時間同他的朋友商量商量，因為他們沒有出席；這時這位羅馬將軍，如歷史學家所說，因為也想顯示一下自己的機智，就對他說，“為什么他沒有讓朋友們同他在一起呢？或許是因為他已經把他們全都殺掉了”；這就是當場實際發生的情形。這一粗野的無端攻擊并沒有受到歷史學家的譴責，因為它并沒有惹腓力生氣，不過是勾起他冷笑了一下，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啟齒一笑而已；也沒有妨礙他第二天繼續進行會談。普魯塔克在談到弗拉米尼努斯的詼諧妙語時，也提到過這個故事。
沃爾西大主教在為自己有名的傲慢用語做辯解時說，Ego et rex meus（我和我的國王），這個表述方式是符合拉丁用語習慣的，一個羅馬人總是把自己放在他的說話對象或要說到的人前面的。然而這似乎正是一個例證，說明羅馬人缺乏禮貌。古人把這一點定為規矩，就是在言談中必須把最受尊敬的人放在前面；這條規矩被強調到這種程度，以致當我們看到羅馬人和埃托利亞人慶祝他們聯軍戰勝馬其頓的勝利，由于忌妒不和彼此發生一場爭吵時，才出現一位詩人先說埃托利亞人功績，然后才說到羅馬人的情形。同樣，由于這條規矩，莉維婭對梯伯利烏斯在一條銘文里把她的名字寫在他前邊很反感。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有益的東西是純粹的，沒有摻雜的。同樣，現代的禮儀風度，在自然地趨于講究修飾時，不免時常變為矯揉造作、繁文縟節、虛偽不實和令人作嘔的東西；而古代的質樸自然顯得親切動人，卻不免時常降為粗魯辱罵，說些刻薄和淫穢的話語之類。
如果說講究禮儀風度是現代的時尚，那么宮廷里和君主國里自然產生的豪華風流觀念可能就是這類文雅修飾的起因。沒有人否認這類發明是現代的；但是有些熱心崇古的人認為這是無聊的浮華，荒唐可笑，為此指責而不是信任當今的時代。
大自然在一切生物的兩性之間灌注了一種情感，它即使在最兇猛、最貪婪的動物那里也不僅是單純肉欲的滿足，而是產生著一種友好和相互依戀之情，這種感情延續于它們全部生活的行程中。還有，即使在這類動物里，只要自然把它們的交配欲望限制在某個季節、某一配偶上，在一對雌雄動物之間形成某種婚姻或結合形式，就能看到這里還有一種滿足感和為對方效勞的舉動，進一步就產生了雌雄間相互的溫存和恩愛。這些在人身上表現出來的必定比它們要更多更甚，因為人類的性愛不像這些動物那樣受自然的限制，只要偶然碰到某些強烈的誘惑，或者由于認為自己有這種義務和方便就能引起。因此，就沒有什么比風流韻事之類激情更少使人反感的了。相比之下，它是最合乎自然的。在最優雅的宮廷里，藝術和教育并沒有改變它，有如它并不改變其他一切可贊美的激情一樣。它們只不過使人心更加專注于它，使它精致，使它洗煉，使它溫雅體面和善于表達。
風流韻事既可以是合乎自然的，也可以是豪爽豁達的。糾正會使我們對其他人犯下真正傷害罪過的種種惡德，是道德的任務，也是最普通的教育要做的事。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注意這件工作，人類社會就無法存在下去。不過為了交談和人心之間的交流更容易和更使人樂于進行，還需要發明種種的方式方法，并加以改進。無論自然賦予我們心靈什么惡的傾向，或賦予什么能使別人感到喜歡的情感，精致的教養就會教導人們把這些天生的傾向對立起來，使它們引起的舉止保持某種不同于自然天性的有情趣的外貌。因此，如果說我們通常都是驕傲和自私的，容易自以為比別人強，一個懂禮貌的人還是會在舉止上尊重他的同伴，在社會上一切無關緊要的共同事務上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和行為。同樣，如果一個人的地位會很自然地招來對他某些使人不快的懷疑，那么有好的姿態風度就能預防這類事情的發生；這就需要針對使他容易受人嫉妒的地方，仔細研究怎樣表示和展現自己的感情。老年人知道自己衰弱無力，很自然害怕年青人對他們輕視；所以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格外注意多多向他們的長輩表示關心和敬重。陌生人和外來人缺少保護照料，所以在一切講禮貌的國家里，他們受到最高的禮遇，在各種場合都要首先提到他們。一個人如果身為一家之主，他的客人就以一定方式尊重他的權威；所以他在聚會時就永遠是一個最卑微的人，要關照每個人的需要，把一切麻煩事攬在自己身上，以便使客人感到愉快，這樣做的時候他不能明顯地流露出任何厭煩情緒，或者做得過分使他的客人感到拘束。風流韻事同樣是值得人們給予強烈注意的一個方面。由于自然賦予男子身心兩方面更大的力量，使他們比女人優越，男子就應該在舉止上豁達大度，認真細心地尊重和殷勤滿足女人方面的一切愛好和意見。野蠻民族是靠把他們的女人貶為最低賤的奴婢，限制她們，鞭打她們，出賣她們，殺死她們等等，來顯示男人的優越地位的。但是在一個講禮貌的民族里，男性是在一種更豐富多彩的、其明顯程度毫不亞于前者的方式下，發現自己對婦女的權威的；這就要靠禮儀風度，對她們尊重，親切溫柔等等，一句話，靠風流倜儻。在美好的聚會上，你不需要打聽誰是酒席的主人。誰坐在最不顯眼的位子上，總是忙于照顧每個人的，一定是主人。我們應當譴責所有浮華的、虛偽的豪爽模樣，容許誠懇實在的風流氣度。古代俄國人娶妻時不用戒指，而是用一根鞭子；他們在家里待客時總是自己坐在上席，甚至在對待外國使臣時也那樣。這兩個事例說明他們在豁達大度和禮貌風度上是多么差勁。
風流韻事同智慧與謹慎也是可以相容的，其程度不亞于它能合乎自然和豪爽大度；只要遵循正當的規矩，它對青年男女之間的愉快交往和感情增進，比任何其他辦法都更有益。在各種各樣動物中，自然都把這些動物最甜蜜和最好的愉快享受，建筑在它們性愛的基礎之上。但是單靠肉欲的滿足是不足以使心靈喜悅的；甚至在殘忍的野獸那里，我們也能看到它們的嬉戲，調情，以及別的一些討對方歡心的表現方式。這些構成了它們彼此喜愛的接觸過程的最大部分。在有理性的人類身上，我們必須承認心靈的活動占有更大的比重。如果我們把理性、談話、同情心、友誼以及歡樂等等所有裝飾我們心靈使它愉快的東西通通剝奪掉，那么也就不會剩下什么值得我們承認的東西，能使我們肯定真正的優雅和奢華。
有什么培養儀表風度的學校，會比同善良的女性在一起做伴更好的呢？在這里，彼此盡力使對方感到愉快，必能在不知不覺中使心靈優美；在這里，女性的溫柔淑靜，必能以其榜樣的力量把它傳遞給它的贊美者；在這里，女性的精細雅致使每個男子必須檢點自己，以免做出任何不莊重的舉止行為。
在古人那里，女人的美好品德被認為只是在家里才有的東西，從不認為它是屬于禮儀世界或良好社交的事情。這或許就是古人為什么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有趣的優秀作品的真實原因所在（塞諾封的《飲宴篇》和琉善的《對話集》也許可以除外），雖說他們許多嚴肅的作品是無與倫比的。
賀拉斯指責普勞圖斯粗俗的挖苦嘲笑和無聊的詼諧戲謔，可是，盡管他是世上最流暢、最受歡迎和最有見地的一位作家，他自己在引別人發笑的諷刺才能方面是否就很突出或優秀呢？所以，要說文學藝術能從風流韻事和它得以首先興起的宮廷里得到很大促進，這就是其中之一。
言歸正傳，現在我來談談關于本文主題即藝術與科學興起和進步的第四點來自觀察的看法吧。這就是：在任何國家里當藝術和科學達到完美地步時，它們就自然地，或者毋寧說必然地要趨于衰落，而且在這個國家里它們很少甚至絕不能恢復往日的繁榮。
必須承認，這個道理雖然符合經驗，乍看起來卻像是不合理的。如果人類的自然才能在一切時代和幾乎一切國家里都是一樣的（這看來是真實的），那么在具備了各種藝術上可以用來規整鑒賞力，確立仿效榜樣的典范時，這些天資必定會獲得很大的進展和開發。古人留給我們的那些典范，兩百年前就啟發著所有的藝術，并使它們在歐洲各國都得到了重大的進步。可是，在圖拉真及其后繼者統治的時期，這些典范為什么就沒有起到類似的作用呢？那時它們更完整無缺，并且仍然受到整個羅馬世界的贊揚和學習。直到查士丁尼皇帝那么晚的時期，希臘人所知道的偉大詩人還是荷馬，羅馬人所知道的還是維吉爾，因為他們最優秀卓越。對于這些神圣天才的高度尊崇一直保持下來，雖說在許多世紀里出現過不少詩人，沒有人敢說自己已經模仿到了他們。
一個人的天資總是在生活道路的開端就存在著的，不過當時他自己和別人都不認識。只是由于經常的嘗試，伴隨著成功，他才敢想他自己配做某些已經得到人們贊揚有所成就的人們所做的那些工作。要是在他本國已經有了許多雄辯的卓越典范，他會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幼稚習作同這些典范加以比較，由于感到差距太大，就沒有勇氣再做進一步的探索，并且絕不敢同那些享有盛譽的作家比高低。高尚的競爭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尊崇和節制自然會消滅競爭；而且沒有什么比過分的尊崇與節制對一個真正偉大的天才更有害的了。
再說競爭，高尚藝術最大的鼓舞者是贊美和光榮。一個作者在他聽到世界上對他先前作品的贊揚之聲時就灌注了活躍的生氣；他為這種動力喚起，常常能達到某種完美的頂點，以致他本人和讀者都感到驚奇。但是，如果榮譽的桂冠都已被人拿走了，他的最初嘗試就只會遭到公眾的冷遇；因為公眾在比較作品時雖然認為兩者本身都是相當優秀的，可他們由于已經有了一個樹立好的光輝榜樣而從中得到益處了。莫里哀和高乃依的早期作品在當時是很受歡迎的，但是如果放到現在這個時候來發表，這兩位年輕詩人就會因公眾的冷漠和輕視感到沮喪。只是因為時代的無知狀況人們才接受了《李爾王》，不過我們能有摩爾人這個形象還得歸功于先有了它。要是《人人高興》受到拒絕，我們就決不會看到《狐貍》。
任何國家要是從它們的鄰邦引進過于完美的藝術，大概都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這會撲滅競爭心，使有才華的年輕人熱情消沉。那么多意大利名畫帶到英國來，沒有激發我們的藝術家，反而成為他們在繪畫藝術上進步甚微的原因。羅馬人接受希臘藝術時發生的情況大概也是如此。在法語里，禮儀用語名目繁多，傳播到全德意志和北歐，阻礙了這些民族發展他們自己的語言，并且使自己的語言一直依賴著他們鄰邦這些優雅動聽的東西。
確實古人在各種作品上都給我們留下了典范，它們是值得高度贊美的。不過，這些作品是用唯有有學識的人才能懂得的語言寫出來的，而且我要說，把現代人的才智同那些生活在非常遙遠的古代的作家相比，也是不那么完全恰當的。假如沃勒生在羅馬提比略統治的時代，在同賀拉斯的完美之作相比時，他的最初作品就會遭到蔑視。但是在我們這個島國，羅馬詩人的優越之點并沒有因為英國詩人的名聲而受到貶抑。我們在評價我們自己的詩歌時，認為在我們的風土人情和語言中能夠產生一種對原先那么卓越的作品說來僅僅是模糊的副本，也就感到幸福和心滿意足了。
一言以蔽之，藝術和科學，同某些植物一樣，需要一塊新鮮的土壤；無論土地多么富饒，也無論你怎樣用技藝和細心來補充它，一旦地力耗盡，那它就再也不能產生出任何這類完善和完美的東西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