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修昔底德陷阱——100年前德國戰略大師的思考

上篇

漢斯·德爾布呂克其人其思

一、德爾布呂克其人

今天我們講現代最偉大的軍事史家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我們稱之為“克勞塞維茨和蘭克的結合”。說他是克勞塞維茨，意思是他將克勞塞維茨戰爭哲學的基本思想有機而完整地貫穿于他的研究和論著當中，同時非常明顯地發展了克勞塞維茨的一些關鍵性論點，尤其是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的雙重形式的論點；說他是蘭克，是因為他是第一次系統地將蘭克開創的科學的史學方法創造性地應用于軍事史，以此來辨識、考證和研究西方的幾乎全部戰爭史冊，特別是辨識和考證史料非常稀少或訛誤百出的古代軍事史。

二、德爾布呂克對所處時代和整個世界所做出的貢獻

我們先綜述一下德爾布呂克的貢獻，也是說明他的學術生涯和政論生涯的一些基本情況。

德爾布呂克的學術生涯和政論生涯實際上恰好同整個第二帝國時期，特別是它的后半段重合。他具有三方面的特質，或者說身份。

第一，他是軍事史家。

第二，他是政論家，而作為政論家，他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向德國人民闡述、指明和解釋了他們一般既不了解，也難以深切理解的軍事事務的作用，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重要。

第三，他是德國統帥部特別是參謀本部的批評者，以出類拔萃的見識，往往還要加上難能可貴的勇氣，批判了德國軍政領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基本戰略。在每一個方面，無論是軍事史研究，還是向德國人民解釋軍事事務，或是批評德國統帥部，他都在現代戰略思想、現代軍事思想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貢獻。

實際上從老毛奇開始，普魯士 / 德國軍界領導人一向就強調學習戰爭史，一向就強調吸取歷史上戰爭的經驗教訓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軍事史述、戰爭史述不正確的話，會出現什么結果？也就是說，如果要為備戰和戰爭服務，那么很明顯，軍事史的記錄或編纂就必須準確。過去的歷史記錄、過去的戰事描述當中必免的各種誤解、神話和訛傳等就必須予以剔除。19 世紀，首先歸功于利奧波德 · 馮 · 蘭克（Leopold von Ranke），德國的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承擔一個工作，那就是剔除過去的歷史記載和史著史論當中的種種神話、種種錯誤，以便像蘭克那樣盡可能地還原一幅真實的歷史。然而，實際上直到德爾布呂克寫出他的主要論著 —《戰爭藝術史》（4 卷）（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蘭克創設的、新的歷史辨識和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才真正被應用于軍事史和戰爭史領域，當然也包括狹義的戰略史領域。這樣一項工作，毫無疑問是德爾布呂克對于戰略思想、軍事思想的一大突出貢獻。

除此之外，德爾布呂克的貢獻還在于我們剛才說的第二項。19 世紀期間，特別是 19 世紀后半期，在歐洲國家，尤其是中西歐國家，大眾政治已經興起，政府的基礎得到擴大，公眾對國家事務（包括國家對外事務和軍事事務）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已經出現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在實行君主制度的德國，軍事事務也已經不再完全是上層階級的特權，不再完全是一小撮軍界領導人的特權。因此，就出現了一種客觀的需要：既然在大眾政治環境中，公眾的意見和情緒往往能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國家軍事事務，一般的公眾就應當對軍事問題有恰當的理解。

也就是說，已經有必要進行關于軍事事務的公共性講授、教育和傳播，使得軍事知識（以至軍事問題判斷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輸入到較廣大的公眾中去，而德爾布呂克就是履行這一歷史任務最杰出的人物。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所有著述都懷有一個自覺的目的，那就是要將軍事知識、戰爭經驗、軍事觀念和戰略思想灌輸和傳播到德國民眾中去。最明顯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幾乎每個月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評論戰場狀態、戰略形勢和戰爭全局，將德國的戰略解釋給德國人民，當然也將他對德國統帥部的批評告訴德國人民。

這就涉及到他的第三個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后初期的德國，德爾布呂克是對第二帝國的戰略思想、戰略實踐和軍事體制最為直言不諱和持之以恒的批評者，而且他的批評往往相當尖銳或激烈。實際上也因為如此，他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當時整個西方的戰略思想和軍事體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批評者。他批評的總的出發點非常高。他對軍事史，特別是對過去時代的軍事體制的研究表明，戰爭和政治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這些研究還表明，軍事戰略和政治戰略兩者必須攜手并進，而軍事戰略必須反映和服從于政治戰略。他還非常強烈地意識到戰爭規劃和戰略規劃必須依據合理的國家政治目的，并且反復論證克勞塞維茨的這個根本信念。如果政治目的錯了，戰略思維和戰略目的也就會錯，而如果戰略思維和戰略目的錯了，那么即使在戰術和作戰層面（operation）上取得最輝煌的成功，也仍有可能導致政治災難。特別是在1915 年以后，他確信德國統帥部的戰略思維是錯誤的，戰略目標也是錯誤的，不符合德意志國家可以有的合理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就成了在德國國內對德國戰爭目的和戰略的最重要批評者，成了同樣在德國國內的一個經過談判來達成和平的最重要提倡者。此外，在一戰結束以后，當魏瑪共和國的議會開始調查 1918 年德國崩潰的原因時，德爾布呂克通過多次在議會作證—實際上是發表長篇的演講—來批判德國統帥部的戰略思想和國策，特別是 1916 年以后掌握德國大權的原第三集團軍首腦盧登道夫和興登堡的戰略思想和國策。他對德國戰略的批評體現了對于軍事史、戰爭史的深切理解，同時也大大得益于他從研究這些歷史中得到的種種啟示和教訓。這就是我們對德爾布呂克所做貢獻的綜述。

三、德爾布呂克的生平以及其學術生涯

因為大家很不熟悉，所以現在簡單地談一談德爾布呂克的生平，或者說他的教育和學術生涯。

1848 年 11 月德爾布呂克出生于貝爾根（Bergen），父親是法官，母親是柏林大學一位教授的女兒。他在三個大學受過很出色的高等教育：

海德堡大學，還有一個不那么有名，叫格賴弗斯瓦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Greifswald，在后來的東德），還有一個就是波恩大學。那個時候德國的歷史學非常發達，有蘭克以及蘭克的一大批門生，使德國的歷史學成為歐洲歷來最杰出的。所以他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間，聽過許多史學大家的課。他雖然沒有聽過蘭克本人授課，但是出于蘭克之門的那些史學大家將蘭克的科學治史方法深深地灌輸在他的頭腦里，何況這個頭腦絕對是第一流的。他 1873 年拿到博士學位，導師是德國史學大師西貝爾（Sybel）, 其最佳著作就是非常有名的《法國革命史》。德爾布呂克做的博士學位論文從我們的角度來說大概很難做—專門考證 11 世紀時德意志的一位編年史家倫伯爾 · 馮 · 赫斯菲爾德（Lambert von Hersfeld）的著述，這些著述從中世紀往后不斷被人當作基本歷史資料來引證，就像搞中國古代史的人引證《漢書》《新唐書》等。德爾布呂克在博士學位論文中運用非常透徹的批判性考證，指出其中很多是錯誤的、虛假的或偽托的。這是他對于科學的治史方法的一個很好運用。接著，他于 1874年被任命為普魯士親王（瓦爾德馬親王）的導師，做了 5 年。這 5 年很有好處，因為他在這段時期里很靠近普魯士宮廷，等于學政治—較多較深地了解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問題，也可以說大長見識。同樣在這段時期里，當他履行作為后備役軍官的軍事義務時，他讀了一部相當有名的《步兵史》，這使他的興趣轉到了軍事史方面。

1879 年，德爾布呂克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最初任教于柏林大學，主要研究當代軍事史，首講課程便是普奧戰爭。然而，他的興趣和注意力越來越往前推，到了比較早的歷史時期，講授中西歐封建時代開始往后（也就是西羅馬帝國崩潰往后）的西方戰爭史，并且將自己的研究進一步往前推至希臘、羅馬時代。從 1900 年開始，他陸續發表他最主要的著作《戰爭藝術史》。該書的德文名字翻譯成英文就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History of the Arts of War 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第一個英譯本就照這么譯，然后第二次英譯本，就是我們現在用的英譯本，將題目簡略了一些，去掉了“政治史框架中的”這幾個字，因為他的這本書實在太有名了，行內人和不少普通讀者都知道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所以英譯本書名就變成了“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該書一共 4 卷，原計劃要寫 7 卷，但實際上就寫了 4 卷，從希波戰爭寫到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以后，他的學生給他續了 3 卷，因而一共有了 7 卷。人們一般認為，要研究德爾布呂克，就只要看前面的 4 卷。順便說一下，軍事史在當時是一個不受重視，甚至可以說很被邊緣化的領域，所以拿到教授職位也特別難。盡管他有那么好的學問，那么杰出的才華，實際上是從蘭克以來，甚至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史學家。他拿到的教授職位很高級，那就是柏林大學的professor of universal and world history。康德開始用“universal history”一語，用作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題目和主題，不過實際上它最早始于路易十四的大主教、國務家兼大學者波舒哀，他也寫過叫“universal history”的書。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世界史”，但它后面還有一個“world history”。總之可以叫“世界史教授”。這個世界史教授席位的前一個占據者是特賴奇克，此人當然是極端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然而是絕對鼎鼎大名的史學家。然而，也因為德爾布呂克是研究當時這么被邊緣化的一門學問的，所以他始終沒能進人普魯士科學院，盡管這個科學院里大部分院士的貢獻、見識和水平遠不如他。

四、德爾布呂克的戰略哲學

在戰略理論方面，或者說在戰略哲學方面，他的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和論證了戰略的兩大基本形式—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這是對克勞塞維茨一部分思想的很大的發展。因為克勞塞維茨在論及這個東西的時候，他對自己的這部分書稿還很不滿意，要修改，但是他后來就逝世了，所以自己沒有寫多少。德爾布呂克在戰略理論方面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強調所有軍事戰略都可以被分為兩大基本形式殲滅戰略（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和消耗戰略（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

德爾布呂克那時候，在拿破侖戰爭后的歷史背景中，在老毛奇普法戰爭的輝煌戰功和約米尼的戰略理論影響之下，和他同時代的絕大部分軍事思想家都認為戰爭的目的，甚至唯一合理的目的在于殲滅敵軍。所以，組織和打贏能夠殲滅敵軍主力的戰役，是所有戰略應有的功能。只要是戰略，就一定應當致力于打贏殲滅敵軍主力的戰役。合理的戰略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但是，德爾布呂克通過戰爭史和軍事史的研究確信，這樣一種戰略思維至少并不總是正確的，它往往只是戰爭史上某些時代的主要特征。反過來說，在另外一些時代，占優勢的而且往往非常成功的戰略思維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而且，德爾布呂克說，克勞塞維茨本人也斷言整個歷史上存在兩種非常不同的戰爭方式，一種是殲滅敵軍，

另一種就是有限戰爭。就像我剛才講的，由于過早去世，克勞塞維茨對這樣一個思想寫得相當少，沒有完成他打算完成的對戰爭兩大基本形式的全面分析。德爾布呂克接受了被克勞塞維茨比較簡略地指出的這樣一種區分，對它進行基于全部西方戰爭史的大大深入和系統化了的說明，非常明確地提出和闡釋了兩大類戰略：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

殲滅戰略是進行決戰決勝性質的戰役，消耗戰略卻是著重于消耗敵人的意志，作戰僅僅被當作實現戰爭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占領別國的領土，摧毀敵國的莊稼，摧毀敵國的商業，進行封鎖等。

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由于各種政治因素，也由于軍隊規模太小，消耗戰略是唯一可能的戰略。消耗戰略對于統帥智慧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低于殲滅戰略的要求。

固然歷史上有實施殲滅戰略的偉大統帥，如亞歷山大、愷撒和拿破侖，但是同樣也有非常杰出的實施消耗戰略的統帥，如雅典的伯里克利和羅馬的費邊，還有 6 世紀時拜占庭的統帥、打敗東哥特人和保加利亞人的貝利薩留（Belisarius），17 世紀初期神圣羅馬帝國軍隊統帥、戰勝新教聯軍和打敗丹麥的著名的華倫斯坦（Wallenstein），著名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 · 阿道夫，就是和華倫斯坦同時的三十年戰爭中的統帥，打贏了很多戰役，但最終曾敗給華倫斯坦。當然還有 18 世紀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大王，可以說是拿破侖以前近代最杰出的戰爭家，與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是同時代人，共同瓜分了波蘭。

德爾布呂克的戰略理論的深層含義在于，決非像約米尼說的那樣只有一種“不變的科學的戰略原則”。歷史證明，并不是只有一種戰略原則、戰略理論，能夠適用于所有時期的所有戰役。就像戰爭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樣，戰略同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政治實體或者說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構造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戰略體系絕對不是獨自存在的（self-sufficient）。在很多的歷史分析和政治評論里面，他強調如果你要將戰略體系變成一個獨自存在的和自高自大的東西，如果要將戰略和它的政治背景割裂開來，那么你戰略家就可能變成國家的威脅。但是，像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在當時的命運一樣，德爾布呂克的戰略理論和戰略概念，特別是消耗戰略概念，在當時根據拿破侖和老毛奇的傳統訓練教育出來的德國軍界，是不被接受的。時髦的是速戰速決的殲滅戰略。實際上，如同我們先前所說，強國間大規模戰爭的性質方面的重大變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成了一場空前的消耗性戰爭，特別是在西線。在一戰期間越來越明顯，他的這樣一種戰略思想和理論同在第二帝國占優勢的戰略文化和大本營的戰略規劃發生尖銳的矛盾。

五、對德國統帥部的批評

德爾布呂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國統帥部進行了尖銳批評，1915 年以后可以說是始終不渝的尖銳批評。他的批評大概有以下這么幾個主題。

第一是殲滅戰轉變為消耗戰，德國全勝不可能。最初德國企圖依照施里芬計劃實行速戰速決的殲滅戰略，但是這一企圖很快失敗，戰爭隨之變成了消耗戰，德國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徹底勝利。德國在戰爭開始后的巨大攻勢失敗了，西線進入一個漫長的塹壕戰時期。隨著進入塹壕戰，德爾布呂克意識到發生了一場可以說頭等重要的戰略性變更。特別是在德軍凡爾登攻勢失敗后 , 他越來越確信最高統帥部必須改變戰略思維。至少在西線戰場，情況已經無異于理論和歷史上不折不扣的消耗戰。要打那種決戰決勝的戰役實際上已無可能，德國對于協約國的徹底和粉碎性的勝利已無可能。

那么德國怎么辦？德爾布呂克認為，德國只能爭取盡可能贏得一個有限的勝利，而有限勝利的途徑只在于政治謀略加作戰。德國必須將自己的戰略方向集中于首先擊潰俄國軍隊和意大利軍隊，也就是打垮協約同盟的次要成員，從而孤立英國和法國，同時防止它們得到新的強大的盟友。因此，德爾布呂克始終不渝地反對“無限制潛水艇戰”，因為他非常準確地預料到這將導致美國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德國要想取得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有限勝利，就必須清楚地理解全部政治現實，必須據此像重視戰場作戰那樣重視政治謀略，而政治謀略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國政府必須堅決表明無意吞并比利時。只要德國不堅決表明這一點，只要德國還試圖在戰后控制低地國家，英國便永遠不會放下武器。所以為了削弱英法的戰爭意志，就必須通過各種方式非常明確地表示，德國在西線沒有任何領土野心。同時，為了在對德國比較有利的戰場形勢下結束戰爭，德國政府就昭示不反對通過談判來媾和。

德國的戰爭目的應該定義為，并且公開宣布為一種經過談判達成的和平。所以他的主張非常清楚：德國只能贏得有限勝利，必須按照這個目標來規定自己的作戰，同時高度重視政治謀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德國的戰爭目的，使之對英法來說遠不是致命的，并且將其公諸于世。

但是，德爾布呂克的這套主張完全得不到統帥部的采納，而且仗打得越糟糕，離勝利越渺茫，軍方就越不愿意聽取文職評論家的意見，也不讓他們比較自由地發表意見。所以德爾布呂克深感絕望。

最后要談的是他對德國 1918 年攻勢的批判。那年夏天，主宰德國大權的盧登道夫在西線組織發動了孤注一擲的最后攻勢。德爾布呂克對這場所謂決定性的攻勢進行了堅決的批判，一部分見諸當時的報刊，更多的是見于戰后魏瑪共和國議會調查 1918 年德國失敗原因時所作的證詞。這些我在這里就不用多講了，它們實際上和剛才講的他對德國統帥部的批評大意一樣，他始終不渝地繼續那種批評。他的全部批評的根本思想就在于，德國最高統帥部之所以輸掉戰爭，是因為它根本無視全部戰爭史上的最重要的一個教訓，那就是戰爭與政治有密切聯系。他說：讓我們“再一次回到克勞塞維茨那句根本的話—不考慮政治目標，就無法完整地考慮任何戰略”。

下篇

《戰爭藝術史》究竟是本什么書

一、整部著作的框架

講德爾布呂克，最重要的是要講《戰爭藝術史》。先來看該書的結構和目的。4 卷中的“古典時代的戰爭”討論了從希波戰爭到羅馬共和國愷撒時期的戰爭藝術史。

順便說一下，在 18世紀和 19世紀的西方戰爭研究者的術語庫里邊，“戰爭藝術”是個經常被使用的術語。這個術語一方面很好、很形象，另一方面也很含糊，實際上包含的范圍非常之廣。“戰爭藝術”不但指戰略和戰術，往往還包括軍事組織方式和軍隊組織方式，而這兩者—軍事和軍隊組織方式，甚至說更廣大的軍事體制的結構同戰略戰術的關系甚為密切。特別是因為，有一些戰略和戰術只能在一定的軍事體制和軍隊組織方式條件下才可能出現，也才可能被實施。

“蠻族入侵”大部分主要論述早期口耳曼人的軍事組織，實際上它講了政治框架中的軍事和戰爭藝術，而這“政治框架”還包括了社會組織。它同時也論述了羅馬軍事體制的衰亡，還有拜占庭即東羅馬的軍事體制，連同西歐封建社會體制和軍事體制的開始。

“中世紀戰爭”主要是論述中世紀里戰術和戰略的衰落和消亡；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就是在所謂 Dark Age—“黑暗時期”—里，談不上有真正意義上的戰術和戰略。然后在第 3 卷的末尾（這是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德爾布呂克論述了戰術體制，特別是戰術陣列在 15 世紀的復興，復興者就是瑞士人。實際上，近現代戰爭方式就是從瑞士人開始，開始于 15 世紀瑞士同勃艮第的戰爭。

“現代戰爭的黎明”將戰術方式和戰略思維的史事一直講到了拿破侖時代。

二、古代戰爭真相的還原——批判性考證方法

他是這么一個很少見到的歷史學家、史學大師：既能搞非常細的東西，進行非常嚴格細致的歷史考證，恢復歷史細節的本來面貌，但同時又不是一個主要注重這些的人；他主要注重的是宏觀的揭示、宏觀的真理，是一般的、普遍的、廣泛的趨勢，并且從里面提煉出廣泛的思想。

這一點同先前的戰爭史、軍事史非常不一樣。軍事史一般是相當枯燥的，大都寫打仗，有非常專門的細節，什么戰場，什么戰術行列，用什么大炮等，非常細致。如果你對那段歷史非常熟悉的話，你大概會看得頗有興趣，但是一般的人是絕對覺得枯燥的。然而，德爾布呂克特別關注軍事史當中的所謂宏觀的道理，這點和先前的軍事史很不一樣。

他研究戰爭史和軍事史的目的已經在他的《戰爭藝術史》的標題當中顯露出來了：在“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甚至在社會政治歷史框架內的戰爭藝術史。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起兩者之間的動態聯系：一方面是政治實體，特別是國家的體制；另一方面是戰爭方式、戰略和戰術。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國家的體制，特別是在政治體制和國家的戰略戰術之間建立一種得到揭示的本質性關系，或者說揭示這兩者之間的本質性聯系。當然與此同時，德爾布呂克認識到，你如果要從歷史中抽取出廣泛的結論，升華出大的道理的話，首先你就必須準確地還原歷史。

怎么說呢？首先歷史學家必須盡可能確定歷史上一個個、一類類戰爭到底是怎么打的，要辨明歷史細節。德爾布呂克的這個思想非常自覺，那就是因為要在歷史中尋找或升華出宏觀的結論，揭示出深層含義和主題，所以要非常認真、細致和嚴格地去辨識、探究和考證那些細節。

這樣一來，我們就要談到他對古代軍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證方法。這種方法有一個他自己創造的專門名稱，現在真正懂行的人都用它的德文原文—Sachkritik，字面意思大約是“事件考辨”，實際上就是對軍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證。也就是說，這個方法回答這么一個問題：當代歷史學家如何來考證和檢驗歷史上（當然包括古遠的，越古越難）流傳至今的軍事史料。

三、三大主題之戰術形式的演變

上面講的是比較專門性的古代軍事史料考證，而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他的書的最大價值，在于它的三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戰術形式從希波戰爭到拿破侖戰爭的演變。如果單就軍事史和軍事思想而言，德爾布呂克對整個西方戰爭史上戰術形式（tactical bodies）的演變的發現和闡釋是最重要的。最粗略地講，這演變歷程就是首先從原始的希臘方陣逐漸演變為羅馬人使用的高度協調的戰術陣勢（tactical formation），而用德爾布呂克的話說，羅馬人的這種戰術陣勢代表著古代軍事藝術和戰爭藝術的“根本精髓”；此后最重要的，在于 15 世紀瑞士同勃艮第戰爭期間戰術形式的復興，并且在以后幾個世紀里不斷得到改善，直至到拿破侖手里臻于完善。這么一個過程可以說是西方戰爭藝術史的主線。在一個專史領域，極少有歷史學家能夠按照一個符合邏輯的、本質性的重大主題，對幾千年的歷史進行統一的解釋，而德爾布呂克做到了。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像剛才說的那樣，他認為古代戰爭藝術的歷史轉折點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峰時期里，其時形成了高度協調的戰術陣勢，而這轉折點就是坎尼戰役（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 216 年，漢尼拔統帥的迦太基軍隊在坎尼殲滅了羅馬大軍，這是到那時為止西方世界最完美的一個戰役。

坎尼戰役后，羅馬人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從慘敗中復興過來，最后還是要戰勝迦太基。坎尼戰役的失敗對于羅馬軍事體制來說是一個轉折點。軍隊主力在這次戰役中遭到滅頂之災以后，沒過多久羅馬人竟然能夠反敗為勝，滅了迦太基。秘密在什么地方？德爾布呂克說，秘密就在于步兵方陣的演化。在坎尼，羅馬步兵用的還是原始的希臘方陣，馬拉松戰役時的那種方陣，所以漢尼拔在坎尼全殲羅馬軍隊主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從那以后，羅馬的戰術形式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羅馬人首先把原始的方陣分為一個個縱隊，然后把這些縱隊分為一批小的戰術單位，能夠各自作戰，同時互相之間也能協調起來成為一個整體。能夠各自作戰的小單位互相間協調組合為一個整體：這就是后來威名遠揚的羅馬軍團（Roman Legions）。羅馬軍團可以說誕生于坎尼慘敗。也就是說，在發憤振興的過程中，羅馬軍隊從一支公民軍隊（citizen army）變成了職業軍隊（professional army）。其強調的重點在于軍事紀律—非常嚴酷的軍事紀律，而這樣的軍事紀律就是羅馬軍事體制的特征。羅馬人正是靠著這個變化，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用德爾布呂克的話來說，不是因為羅馬軍隊比他們的對手勇敢，而是因為他們的紀律導致他們有更強的戰術形式。

隨著后來羅馬帝國的衰落和野蠻化，戰術形式逐漸蛻化。政治混亂削弱并瓦解了軍隊的紀律，破壞了它原本優秀的戰術形式、戰術陣列。

越來越多的蠻族人進人了軍隊，他們不可能服從嚴明的紀律，也不可能結合為一種高度整合的戰斗陣列。也就是說，隨著國家的衰落，后來戰術也發生退變。步兵不行了，戰術陣列不行了，因為政治不行了，國家不行了。然后越來越明顯的傾向是，越來越以重裝騎兵來代替步兵，這慢慢就變成了中世紀的騎士。重裝騎兵開始時當然不是這樣，但后來慢慢全副武裝起來，后來逐漸變成一個個單槍匹馬、全副武裝的“騎在馬背上的武士”。當然這里邊起決定作用的還有社會組織的巨大變化。所以在中世紀很長的歷史里，軍事史就被這樣的人物所統治，就是一個一個的武裝的騎士。

然后，出現了另一大轉折點，就是上面講到的 15 世紀里戰術形式的復興。這一復興就是步兵的復興，不依賴于騎兵的步兵的復興。瑞士人的步兵陣勢開始類似于羅馬方陣、羅馬軍團的作戰方式。德爾布呂克說，這樣一種由步兵的復興帶來的戰術形式的復興（所謂“tactical bodies”很大程度上關系到陣列）是軍事史上的一次革命，可與坎尼戰役后的那個革命媲美。他說，實際上真正摧毀了封建城堡、封建制度的是步兵和戰術形式的復興。我們都知道恩格斯講的話，就是國王和資產階級結盟，有錢了，用火藥，造大炮，轟垮了封建城堡和封建制度。德爾布呂克基于系統的研究指出，封建戰爭方式的失敗、封建城堡的無能、封建騎士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至少是直接原因—在于步兵和戰術形式的復興，這個東西使得封建勢力的軍事能力急速走向衰落。

當然這個東西發展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就成了一個現代的戰術形式—現代步兵，現代常備軍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這是戰爭形式從希波戰爭到拿破侖戰爭的演變。

四、戰術演變的的政治原因

但是，他的書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為什么政治是更深層的原因？現在我們來看他所揭示下的全部歷史中戰爭和政治的關系。全部歷史中戰爭和政治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戰爭藝術史》的一個根本主題，或者說最高主題。他說，在他描述和論證的每個歷史時期里，戰術的演化（實際上在 19 世紀，“tactic”這個詞還沒有完全與“strategy”隔開，所以有的時候講“tactics”還含有戰略的意思，因而甚至可以說戰略的演化）同政治的演變緊密相聯。這是德爾布呂克強調的。羅馬軍隊主力在坎尼遭到毀滅性的失敗，當然首先歸因于它的戰術弱點（weakness of tactics），但是這個戰術弱點又要歸因于軍隊是由沒有受過訓練，或者訓練很不好的平民組成，而不是由職業的士兵組成。不僅如此，這還要歸因于羅馬國家體制的非集權化。我們都知道羅馬行政官—“執政官”是兩個人，他們互相輪換著指揮軍隊—這次戰役你指揮，下次戰役就必須我指揮。沒有什么別的原因，這是體制，是制度。然后譬如我們兩個當了一年兩年的執政官，就一定要下臺，一定要換。誰來決定？元老院來決定，當然元老院還要聽公民大會的意見。

坎尼戰役以后，羅馬幾乎面臨滅頂的危險，羅馬人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了。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個統一、高度集中和穩定的指揮體制。改革的標志就是公元前 211 年（坎尼戰役五六年以后），羅馬名將大西庇阿（P.C.Scipio）被任命為羅馬非洲軍隊總司令，而且規定他的職位一直保持到同迦太基的戰爭結束，就是所謂第二次普尼克戰爭結束。當時元老院規定，如果不出現其他意料不到的情況，他的職位將保留到戰爭結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是政治制度的一個非常大的變革。對大西庇阿的這樣一個任命，完全違背了羅馬的政治體制傳統，甚至可以說標志著共和國體制開始衰落。這就是走向愷撒，走向圣奧古斯都的第一步。但是，這樣一種變革使得羅馬軍團有可能建立，使得羅馬能夠在坎尼戰役之后沒幾年就滅了迦太基，并且逐漸成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所以在這個場合，政治同戰爭方式間的密切聯系非常明顯。用德爾布呂克的話來說，“第二次普尼克戰爭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就是羅馬實現了內在的轉變，這個轉變極大地增長了它的軍事潛力”（“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in world history is that Rome effected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that increase her military potentiality enormously”），甚至可以夸張地說，也改變羅馬國家的全部性質。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同時因為普尼克戰爭老幼皆知，所以顯得更加重要。

其實，他對戰術形式的所有演變都有后面的政治和社會解釋。例如對中世紀早期日耳曼人的軍事體制 Gevierthaufe（ 一個很專門的古日耳曼術語），他就分析了它后面的村社組織方式，指出它是這一組織方式的軍事表現。然后他論證隨著日耳曼人的文明化即羅馬化，日耳曼的村社和 Gevierthaufe 也就逐漸瓦解了。當然還有或許更重要的例子—15世紀瑞士人的勝利。為什么會有這勝利？為什么會有戰術形式和步兵在瑞士人那里的復興？政治體制和自由民的結合。當然我們現在有了唯物主義史觀以后，主要原因已變得很清楚：這里說的自由民按照我們的話來講就是“中農”，有自己小塊田地的農夫，就像恩格斯講英國 17 世紀革命的時候，這樣的人是軍隊的棟梁、共和國的棟梁。但是在德爾布呂克的時候，很多情況還不清楚，因而他說瑞士人的勝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在瑞士的各州當中，民主的成分和貴族的成分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用他的話說是“城市的貴族”（其實就是早期的商業貴族，就像在后來的荷蘭）和自由農民大眾很好地結合。當然，在論述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時期法國戰術和戰略優越性的時候，他提供的解釋和我們現在的解釋幾乎一樣，就是革命引起了政治變化、社會變化和民眾的激情等。

五、戰略哲學——兩大基本戰略形式的提出和運用

在戰略理論方面，或者說在戰略哲學方面，他的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和論證了戰略的兩大基本形式—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這是對克勞塞維茨一部分思想的很大的發展。因為克勞塞維茨在論及這個東西的時候，他對自己的這部分書稿還很不滿意，要修改，但是他后來就逝世了，所以自己沒有寫多少。德爾布呂克在戰略理論方面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強調所有軍事戰略都可以被分為兩大基本形式殲滅戰略（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和消耗戰略（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殲滅戰略是進行決戰決勝性質的戰役，消耗戰略卻是著重于消耗敵人的意志，作戰僅僅被當作實現戰爭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占領別國的領土，摧毀敵國的莊稼，摧毀敵國的商業，進行封鎖等。德爾布呂克的戰略理論的深層含義在于，決非像約米尼說的那樣只有一種“不變的科學的戰略原則”。歷史證明，并不是只有一種戰略原則、戰略理論，能夠適用于所有時期的所有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