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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主義的雙重面貌：尼采和尼采之前的歐洲虛無主義
發布日期:2024-04-08 作者:昭遠制藥
波伏娃曾說，虛無主義可以像疾病一樣進行傳播。生活中難免會有讓人感覺意義缺失的時刻。宅在家里刷手機、標準化的學校教育、打工人的職場生活，似乎處處都有些許“虛無主義”的影子。虛無主義究竟是什么？虛無主義又從何而來？
回溯歐洲虛無主義的思潮，尼采是一個無法繞過的人物。尼采宣稱“上帝已死”，人的衰弱導致“虛無主義就站在門口”。在他看來，只有加強人的意志，把人改造成“超人”才能擺脫虛無主義。尼采的定義與解讀成為了后人認識虛無主義的重要來源。
然而，在近期出版的《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中，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和哲學教授邁克爾·艾倫·吉萊斯皮指出尼采誤解了虛無主義，并誤導了后來關于虛無主義的幾乎所有思想。
與之相對，吉萊斯皮沿著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發展路徑追根探源，揭示出一個與尼采所想完全不同的虛無主義起源和意義，正如本文作者所言：
“讓虛無主義盛行的原因并不是過多的自由助長了奴隸道德的勝利，而是缺乏必要的自由去深入反思這種全能意志的局限性，從而讓人類的意志失去了健全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束縛。因此，解決虛無主義問題的方法，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無限追求擴張、征服和操控的狂熱意愿。”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行將進入整部作品的高潮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人意料地插入了一段陰暗神秘的劇情：伊凡·卡拉馬佐夫在知曉了弒父案的真相后，終于下定決心要在第二天向檢察官告發一切。然而，當他頭昏腦漲地回到自己臥室時，在搖曳的燭光下，在昏暗的墻角沙發上，他駭然發現一個蠢蠢欲動的魔鬼正坐在那里等待著他。不同于歌德筆下誘惑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這個魔鬼既沒有華麗高貴的衣著，也沒有在電閃雷鳴中赫然出現，而是外表庸俗寒磣，就像一個隨波逐流、安于現狀，不斷制造安逸和發明幸福的“高等食客”。但隨著這場對話的不斷深入，這個貌似謙和親切的魔鬼逐漸展露出了可謂史無前例的狂妄與野心，他以蠱惑性的話語煽動伊凡憑借不斷進擊的科學力量和人類意志，毀滅關于上帝的觀念和信仰，進而借助“泰坦式的驕傲精神”，讓自己成為締造與支配新世界秩序的“人神”。
縱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魔鬼造訪主要人物的神秘情節并非只有這一處。在《群魔》中，虛無主義者的精神領袖斯塔夫羅金向吉洪神父懺悔時就曾坦承，他自己患有一種幻覺癥，特別是在夜間，他總會看到或感覺到身邊有一個“惡毒的人”，后者以“不同的面目”在那里嘲笑和咒罵以虔誠信仰為基礎的人類文明。綜合考慮這兩處文本所形成的暗示，不難揣測，該魔鬼其實就是虛無主義這個已經站在人類文明門口、最神秘莫測而又陰森可怕的客人，它所呈現出的貌似彼此矛盾的不同面目，卻恰好符合尼采對虛無主義的描述。
在尼采看來，虛無主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積極的虛無主義，另一類是消極的虛無主義。前者作為提高了的精神權力的象征，在擺脫以往的信仰之后，致力于用自身的強大意志給不斷生成的混沌打上新秩序的烙印。后者則作為精神權力下降和沒落的標志，在形形色色提供慰藉的迷夢和幻覺中安于頹廢狀態。
通過爬梳歐洲虛無主義的悠長歷史，吉萊斯皮認為，這兩種虛無主義其實并不是平行和獨立的，而是一體兩面、彼此配合地發展壯大的。倘若沒有真正澄清虛無主義的這兩種面貌之間的內在聯系和歷史淵源，任何克服虛無主義的嘗試就不可避免地會淪為緣木求魚的徒勞無功。不同于將虛無主義追溯到諸多非理性哲學的流俗做法，吉萊斯皮在現代理性主義哲學的奠基人笛卡爾那里發現了探尋虛無主義歷史淵源的重要線索。
眾所周知，笛卡爾旨在為知識尋求確定的基礎，但他的哲學卻以對知識的徹底懷疑為開端。讓笛卡爾的哲學沉思在同時代哲學中如此獨特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不在于他所持有的理性主義立場，事實上，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很多方面都呈現出了鮮明的理性主義特征，而在于他在論證知識確定性的過程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激進的懷疑論主張：這個世界被全能的惡魔所徹底操控，這個惡魔不懷好意地欺騙人類，以至于人類對這個世界的所有感覺和認知都是虛假的。在篤信至善的上帝支配一切的信仰時代，笛卡爾的這個假設不啻為巨大的離經叛道。
盡管如此，笛卡爾的惡魔論證也并非全新的構想，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唯名論與實在論的論戰之中，這兩個派別圍繞共相是否真實存在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共相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重要術語，它意指的是個別事物間具備的共有特性。實在論者斷言共相具有客觀實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唯名論則否認共相具有客觀實在性，它們僅僅是指稱事物性質的名稱。初看起來，這似乎僅僅是關于認識論和本體論的抽象哲學論辯，但吉萊斯皮指出，它對人們關于上帝的理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實在論者主張普遍概念與理念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他們雖然不否定上帝的絕對權力，但他們相信，由上帝創造出的理性規律和道德律則對上帝本身是有約束力的，上帝通過自己的決定將自身束縛在一種有序的權力（potentia ordinata）之中。唯名論者卻認為，普遍概念僅僅是指稱個別事物的名稱，由此形成的理性法則和自然法則，無非是上帝用來創造天地的智識工具，它們無法對神的權力和意志形成有效的束縛。上帝的全能意志不受理性和道德的約束，并不是為了人而創造出這個世界的。
唯名論所蘊含的擁有全能意志的上帝觀念，對于堅信上帝的理性與至善的中世紀思想家來說，無疑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可能性”，掀起唯名論革命的奧卡姆甚至因此被逐出教會并在生前不斷遭受指責。盡管如此，唯名論還是于十四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占了上風”。必須承認，“任何學說或理論的影響力，須視它所能引起的受眾性格結構中的心理需求程度而定。只有當一種理論能迎合某些社會群體的不可遏制的心理需求時，它才能在歷史上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唯名論的勃興也概莫能外。雖然中世紀自詡為正統的經院學者大都熱衷于將維護神圣秩序的信仰灌輸給民眾，并在整個歐洲努力締造樂觀向上的精神氛圍，但飽受黑死病與宗教戰爭折磨的智識精英與普通民眾卻普遍沉浸于痛苦和絕望之中。他們很難理解，仁愛與公正的上帝何以要將如此眾多的災難降臨到那個時代。唯名論所塑造的超越了理性與仁愛的反復無常的黑暗上帝形象，在這樣一個被瘟疫和派系斗爭毀掉的世界里“注定會越來越受歡迎”。
然而，唯名論者通常會刻意回避的一個問題是，這個擁有全能意志，不受理性和道德約束的上帝到底與魔鬼有什么區別？他們的回避態度并沒有起到多少積極的作用，反倒開啟了中世紀信仰的危機與經院哲學的終結，而笛卡爾則是現代早期第一位以隱曲的方式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和這場危機的哲學家。對于笛卡爾來說，對抗這個戴著上帝面具的魔鬼的心智操控的最終基石，就在于能夠通過理性反思來肯定自身的自我。一個人縱然可以懷疑他的所有感覺、信念與知識都是魔鬼欺騙的產物，但他無法懷疑的是正在進行理性反思的自我的存在。以“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理的引導下，笛卡爾在理性的孤峰上，建造了一座有可能抵御魔鬼的全能意志及其引發的激進懷疑論的智識堡壘。
但誠如尼采所言，“當你與魔鬼搏斗時，要謹防自己也成為魔鬼；當你凝視著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笛卡爾在對抗魔鬼的全能意志的過程中，卻在人性中潛在預設了全能的意志。在培根所張揚的“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影響下，笛卡爾相信，人類可以憑借卓越的理性和現代科技，不斷征服自然世界，并最終獲取主宰客觀世界的主體地位。雖然在笛卡爾以及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后繼者的理性主義哲學中，這種主體主義所蘊含的全能意志深受理性的約束，因而不能為所欲為，但它始終在窺伺著除掉理性束縛的機會。
休謨的懷疑論對因果性發起的質疑，有力撼動了那些理性主義者苦心打造的理性水晶宮。為了應對休謨的懷疑論挑戰，康德的“哥白尼轉向”將人類可靠的知識局限于現象世界，而“本體世界”則成為了人類理性與經驗知識所無法通達的“物自體”。自康德以后，人類就從宇宙的中心滾到物自體這個巨大的未知事物之中，人類的全能意志在此時找到了為自己解除理性封印的寶貴機會。
費希特不滿足于康德對本體世界抱持的不可知論態度。在法國大革命激情的感召下，費希特深信人類具有一種不受上帝和自然束縛的絕對自主的意志，因而他主張將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理進行徹底激進化，以“絕對自我”取代“自在之物”，成為他建構先驗觀念論的最高根據和出發點。費希特敏銳地意識到，在長期遭受權力扭曲的流俗見解中，個人的意志是主觀的和渺小的，但只要將它上升為集體的或民眾的意志，那就必然是光輝的和正當的。確保他的哲學體系在這種智識環境下占據絕對優勢的關鍵就在于，通過某種隱秘的技巧，將絕對自我的意志轉化為德意志民眾或日耳曼民族的意志。依循費希特發明的這套獲取成功的捷徑，黑格爾用體現普魯士國家意志的絕對理念取代絕對自我，獲得了更為巨大的影響和更為崇高的聲望。
在這個不斷用集體、種族和帝國的名義來修飾自我和美化自我的過程中，人類的意志在“本體之我”的暗夜中悄悄卸除了種種來自信仰、道德和理性的束縛，主體主義所含蓄肯定的全能意志開始拋棄其韜光養晦的溫情面紗，變得越來越囂張跋扈。在青年黑格爾學派的激進思想的影響下，費爾巴哈明確主張，上帝只不過是人類創造的精神產物，對自然的依賴感是宗教的根源，而孕育“人的神性”才是“宗教的最終目的”。通過神化人類的全能意志，費爾巴哈的哲學致力于用新締造的“人神”來取代人類對上帝的信仰。德國浪漫派則借助其詩性的想象力，進一步謳歌坐在虎背上的“狂熱騎士”近乎無限的意志力，他們可以為了“人神”而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道德和良知。這種被雅可比斥為喀邁拉主義的危險傾向，在尼采那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穿透力。尼采不僅借助筆下的瘋子宣稱“上帝已死”，而且還主張用象征著人類的蓬勃生命力和創造性的狄俄尼索斯取代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神。
在吉萊斯皮看來，不管那些對抗惡魔全能意志的現代哲學家的本意和初衷是什么，但他們在無意間或多或少助長了關于人類全能意志的神話，并由此促成了歐洲虛無主義在現代文明中的崛起。虛無主義的真正可怕之處并不在于，曾經支撐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超感性價值的自行貶黜，而在于人類追求權力的意志失去了超感性領域的必要束縛，道德和信仰喪失了自身的獨立價值，淪為“人神”操控民眾心智的精巧工具。這種情況在俄國虛無主義者那里表現得尤為顯著。
別爾嘉耶夫根據自己長期的觀察，頗為犀利地概括出了俄羅斯民族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在精神上自認為負有解放各個民族的神圣使命，但在歷史上則往往成為它們的壓迫者。經常卑躬屈節地對待西歐，在骨子里卻不愿接納對它有所救助的歐洲文化。雖然不時地沉浸于阿波羅式的迷夢，但更熱衷于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迷醉。而且俄羅斯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是野蠻人的，而非希臘的”。俄羅斯民族的這些性格特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俄國虛無主義者會采納更為徹底與激進的姿態。
19世紀下半葉，俄國虛無主義者打著科學的旗號，對長期維系其社會秩序的傳統道德與宗教信仰做出了徹底的否定與拒斥。盡管俄國虛無主義者動輒就標榜自己的科學素養，但實際上他們尊崇和宣揚的只是受某種版本的唯物主義滲透的“半吊子科學”。“半吊子科學是人類最可怕的災難”，它可謂是“史無前例的暴君，它有自己的祭司和奴隸，在它的面前所有人都懷著敬愛之情和過去難以想象的迷信對它頂禮膜拜，在它面前甚至科學本身也渾身戰栗，可恥地縱容姑息它”。正是在這種智識氛圍下，俄國虛無主義者對自己的全能意志越來越自信，進而鼓起勇氣來開創他們的新天地，屠格涅夫筆下的虛無主義者巴扎羅夫就在這種精神狀態下開始了他咄咄逼人的冒險活動。
憑借自身的博學和憤世嫉俗的言論，巴扎羅夫深受俄羅斯開明貴族的熱情歡迎，充滿叛逆精神、渴望擺脫父輩支配的貴族青年阿爾卡季迅速成為他的忠實追隨者。然而，隨著巴扎羅夫社會影響的擴大，他傲慢自大的一面就原形畢露了。巴扎羅夫要求阿爾卡季將他當作天神來尊奉，而阿爾卡季不過是他這個天神面前的一條愚拙的蛆蟲。他厭惡阿爾卡季這個貴族青年的軟弱、清高和順從，無法追隨自己從事那些骯臟、痛苦和殘酷的戰斗。巴扎羅夫推崇暴力的激進立場，自然讓他與那些僅僅滿足于溫和改良的貴族朋友們漸行漸遠。于是巴扎羅夫將注意力轉向俄羅斯底層農民，希望煽動他們追隨自己開創新世界，但“自以為懂得怎樣跟農民談話”的巴扎羅夫玄奧的學院腔調和晦澀的學術術語，根本無法打動務實的農民，在他們眼里，巴扎羅夫“不過是一個逗人發笑的小丑”。巴扎羅夫不甘于自己遭受的一系列失敗，為了表現自己過人的膽識和驚人的醫學技巧，他在農民面前賣力地演示他解剖染疫尸體的完整過程，但不慎傳染了膿毒血癥，最終滿懷不甘地在自己的家中死去。
作為原初的俄國虛無主義者，巴扎羅夫毫不隱晦地表示，“虛無主義者是不向任何權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則當作信仰”，這種只注重批判和摧毀傳統，卻不注重編織迎合民眾趣味的新時代神話的做法，過于耿直地暴露了虛無主義者什么都不信的真實想法，這當然不可能成功操控俄羅斯民眾的心智，因而在那個充斥著殘酷權力斗爭的環境里，他注定會淪為失敗者。相較之下，以巴枯寧的得意門生涅恰耶夫為代表的俄國虛無主義者就顯得更為狡黠。涅恰耶夫不僅具有卓越的組織才能，而且還擁有魔鬼般操控人心的凌厲手段。涅恰耶夫所引領的那批高級形態的俄國虛無主義者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他在《群魔》中以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建立的陰謀集團為原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這批俄國虛無主義者操控人心的詭秘伎倆。
按照流俗的理解，《群魔》中那個陰謀推翻沙俄政府的地下組織的實際操控者是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精神領袖斯塔夫羅金只不過是他供奉到臺前的傀儡，但實際情況絕非如此簡單。斯塔夫羅金深諳“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的智慧，若要設法避免讓其他人懷疑自己在搞陰謀，若要試探自己追隨者的忠誠度，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讓自己表現得太聰明。高明的獵手會把自己假扮為獵物，高明的撒謊者會以令人起疑的方式把真話告訴想要迷惑的對手，而高明的幕后黑手則會不時將自己裝扮成似乎并不知曉實情的傀儡。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組織將來的行動出現了不可預料的錯誤，那么他的追隨者也會認為，斯塔夫羅金的本意是好的，只是被韋爾霍文斯基執行壞了。
斯塔夫羅金費盡心機地在他的信徒中打造擁有全能意志的精神領袖形象，他對自己退伍后在歐洲游蕩的那段經歷諱莫如深，卻利用他的黨羽在城市里散布各種有助于神化其政治靠山的傳言。鑒于當時俄羅斯盛行的對德國的崇拜，這些傳言就將斯塔夫羅金精心塑造成德國激進平民運動的重要代理人，在某個龐大組織的授權下，他身負秘傳的學說回到俄羅斯來拯救受苦受難的民眾。斯塔夫羅金并不反感人們圍繞他的私生活編織的種種緋聞，因為這種緋聞只會增加民眾對他的好奇心和他自己的社會知名度。然而，當傳言有可能讓他誘奸少女瑪特廖莎的罪惡行徑曝光時，他就果斷出手干預了。
斯塔夫羅金沒有直接去反駁那些可能暴露其丑惡嘴臉的傳言，而是讓他的手下在公共輿論場中大肆制造“信息污染”，到處散布他與利比亞德金大尉的妹妹，“瘸腿女人”瑪麗婭私通的丑聞。在引起輿論沸騰后，他們再找幾個品行端正可靠，貌似客觀中立的知情者出來辟謠，證明斯塔夫羅金與瑪麗婭早有婚約。斯塔夫羅金就由一個始亂終棄的登徒子，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對殘障女子和弱勢群體充滿同情仁愛的貴族紳士。通過這種模式進行多次戲劇性的辟謠，斯塔夫羅金就在自己的信徒和追隨者的頭腦中成功形成了某種“認知免疫”。即便他們將來真的接觸到關于斯塔夫羅金與少女瑪特廖莎的陰暗事實，他們也只會將之作為別有用心人士對斯塔夫羅金的又一次抹黑。
不同于不懂俄羅斯民眾心理的巴扎羅夫，斯塔夫羅金雖然在自己的心中信奉的只是“人神”的全能意志，但他充分認識到，要廣泛吸引民眾來為他的野心服務，就必須祭出一面充滿誘惑力的大旗。韋爾霍文斯基認為，當時俄羅斯倡導民主的開明知識分子已經不足為奇，但肯定民主的貴族則極其罕見，而像斯塔夫羅金這樣令人敬畏的貴族若追隨民主就更為迷人，因此不妨將這個立場加以充分炒作，成為他們的地下組織的重要旗幟。陰鷙險刻的斯塔夫羅金卻覺得韋爾霍文斯基的這點心機過于淺陋，并沒有把握到可以牢牢抓住俄羅斯民眾的關鍵所在。正如別爾嘉耶夫所指出的，“俄羅斯人如此茍安于自己的生活，他們的個性在機械的集體中到處受到扼殺。即便是俄羅斯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固定的一個階層，精神很保守，對真正的自由很陌生；機械的平等思想比自由觀念更容易打動他們”，斯塔夫羅金深知，俄羅斯民眾生活越差，越受壓迫，他們就越執著地夢想在消除一切差別的天堂里得到補償，因此只有在他們面前豎起絕對平等的大旗，才可以穩妥順利地達到他們陰暗的政治目的。
在斯塔夫羅金的精心慫恿下，地下組織的理論設計師希加廖夫在秘密會議上系統闡述了他們如何在俄羅斯社會實現平等的總體規劃。成熟的平等概念不會致力于抹煞一切差異，而是會努力提供平等的機會來讓每個人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華，但這群虛無主義者所鼓吹的平等觀念則熱衷于拉平一切差異。他們要努力“把高山削平”，為了實現絕對平等的理想，“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降低教育、科學和才能的水平。高水平的科學思想和成就只有才智高的人才能達到，但是我們不需要才智高的人！才智高的人總會奪取權力，總是害多于利；要把他們放逐或者處死。要割去西塞羅的舌頭，挖掉哥白尼的眼睛，向莎士比亞投擲石頭”。俄羅斯民眾既不需要科學和教育，也不需要家庭和私有財產，它們會導致一種不利于絕對平等的“貴族式的渴望”，因此就需要“扼殺這些欲望”，“放任聞所未聞的荒淫”，并毫不留情地“把所有天才之火撲滅在搖籃之中”。通過這些手段，大家都變成了奴隸，而“在奴隸的地位上”就可以實現完全平等的理想了。
當然，這些做法實際上是相當不道德的，但為了實現他們的野心，就有必要重估一切價值，把愚昧、野蠻和奴性都美化成俄國虛無主義者所倡導的新美德，而這就意味著“一代或兩代人的墮落是必要的”，要讓俄羅斯民眾變得空前的陰暗墮落，懦弱自私，卑劣殘忍，還要讓他們習慣于“流一點鮮血”，以便于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做好充分的準備，為治療這個世界而“砍掉一億顆腦袋”。
身處溫和開明時代的當代讀者或許很難理解，如此荒謬的總體規劃竟然還會替這些俄國虛無主義者招攬到為數不少的忠實信徒。切身經歷過那個時代洪流蕩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覺得這不足為奇，他指出，“在任何轉變時期，每一個社會里，都會沉渣泛起，這些人不僅沒有任何目標，而且沒有絲毫思想的征象”，他們內心對喪失舊信仰的失落與對新信仰的渴求，會讓他們被“一個強有力的思想所制服，一下子受其支配，有時甚至支配一輩子。他們永遠沒有能力駕馭它，但卻狂熱地信仰它”。他們雖然“在小事、次要的事情上一點兒也不糊涂，甚至顯得狡猾”，但在大事上糊涂，沒有頭腦，秉性淺薄，“永遠渴望服從他人的意志”，“他們所理解的為理想服務，只能是把理想與某個人融為一體，此人在他們的概念中就代表著這個理想”。他們總是不由自主地被類似斯塔夫羅金這樣“對犧牲生命完全無所謂”的強硬領袖的精神氣質所折服，并在此后絕對忠誠地服從那一小撮有目的行動的“進步分子”的指揮。而斯塔夫羅金身上那種在撒謊時連自己都會相信的人格特質，又進一步強化了他所公開宣揚的絕對平等理念的說服力。
盡管斯塔夫羅金們信誓旦旦地對其狂熱追隨者許諾，將徹底超越現代文明并掌控整個世界的秩序，但他們從未獲得完全支配這個地球的絕對權力，而這些虛無主義者的持久存在反倒依賴于他們想要瓦解的現代文明。現代文明是多元的、異質的，因此在某些智識環境和社會環境下，諸多柏拉圖式的洞穴會安然存續下來。這些洞穴或許樂于把自己標榜成純粹現代的文明，但借用法國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的說法，它們實際上“從未現代過”。積極的虛無主義者確實成功攫取了某些這樣的洞穴的絕對支配權。他們雖然向其信徒保證，在他們所開創的“美麗新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在狄俄尼索斯式的全能意志的引領下，獲得絕對平等的地位與整全的發展，但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大多數原本或許稱得上積極的虛無主義者，將在某種微妙的生存境況下淪為消極的虛無主義者。
卡夫卡在他的重要代表作《變形記》中講述了這樣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兢兢業業地長期奔波在外，辛苦支撐著他那個大家庭的整個開銷。一天早晨，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并喪失了所有的工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卡夫卡的著名傳記作者萊納·施塔赫提醒人們，倘若要恰當理解這部作品，就有必要注意這部小說里的“甲蟲”隱喻。事實上，卡夫卡年少時就從他暴躁的父親那里得知，把人說成蟲豸是一種貶斥他人的惡毒咒罵。蟲豸本身軟弱渺小，在同類的種群中數量繁多、缺乏個性，但在其好斗天性的驅使下又經常不自量力地做出一些招致自我毀滅的行動。薩姆沙不懈努力的一個根本動機無非是希望獲得周圍人的愛與尊重而避免成為他人眼中的“蟲豸”，但可悲的是，他這么做的結果只是讓自己不可救藥地淪為維系巨大社會機器的一個廉價齒輪。
在卡夫卡小說人物身上頻繁呈現的是追求強大的愿望與無足輕重的軟弱無力感之間的痛苦糾結，而這恰恰就是對大多數洞穴人的精神狀態的生動寫照。洞穴支配者實際上并不能忠實地兌現原先的承諾，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往往是把洞穴人分成不相等的兩個部分，“十分之一的人享有個人自由和支配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的無限權力。這十分之九的人應當喪失他們的個性，變成類似牲畜的群體”。在無限服從的條件下，經過一系列的徹底轉變，通過一代代人的教育改造，十分之九的人就會“喪失自由意志”，并在“原始人的純樸”情操下孜孜不倦地建造那個或許永遠也實現不了的“伊甸樂園”。
為了維系洞穴的既定秩序，關鍵是要讓絕大多數洞穴人的注意力從原初的理想轉移到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上去。尼采敏銳地察覺到，“在對‘工作’的一片頌揚聲中，在關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們看到一種隱蔽的動機：對任何個人性的恐懼。所謂工作，總是意味著高強度和長時間的工作；它給每個人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鐐銬，使他的理性、貪欲和獨立意識幾乎沒有機會成長。由于工作幾乎用盡了所有的精力，所以，他的一切反思、籌劃、夢想、憂慮、愛和恨的沖動都被迫退出戰場，而只盯著工作為他樹立的眼前的目標，享受著工作提供給他的容易的和經常的滿足”。洞穴人在表面上似乎擁有各種自由，但在工作的沉重壓力和權力的隱蔽操控下，實際上他們并沒有深入反思其理想和信仰的自由，而只有荒唐放縱庸常欲望的自由。
在建造“伊甸樂園”的過程中，洞穴支配者仍會不時祭出各種理想和信仰的大旗來激發洞穴人的工作熱情。但這些理想和信仰仍然是高度實用性和情境性的，由之構成的基本路線經常會出現左右搖擺的情況，正如以賽亞·柏林指出，“不能預判變化無常的路線”對洞穴人來說是“最大的失敗”，“輕則打亂他的所有個人計劃；重則把他整個人徹底毀滅”。執著地追求原初理想的洞穴人或者被邊緣化為“地下人”，或者被打入窒息人心的“死屋”。而能夠在洞穴中混得風生水起的，只能是那些懂得在理想和信仰問題上見風使舵、左右逢源的人，這種人即便在面對嚴酷的事實時仍然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時沉溺于幻想并陶醉于狄俄尼索斯式的激情之中。
不難想象，在這種庸常的生存處境下，積極的虛無主義激情會逐漸退卻，讓位給安于命運和現狀的消極的虛無主義，抹煞是非善惡的道德相對主義大行其道。為了沉溺于心中的幻想和生活的安逸，大多數洞穴人逐漸傾向于對虛偽讓步，與黑暗和解。人們或許以為，大多數人所抱持的消極的虛無主義與少數權力精英所抱持的積極的虛無主義在這種洞穴中實現了完美的結合，而這就意味著他們取得了維系洞穴的超穩定秩序的巨大成就。但正如托馬斯·卡萊爾所言，“虛假的穩定不是秩序，它只是無秩序的總和。秩序是真理的表現——任何事物都各自建立在屬于自己的基礎之上。秩序與虛偽根本不能并存”。對虛偽讓步，必遭虛偽腐蝕；與黑暗和解，必遭黑暗反噬。這兩種虛無主義者在彼此配合下開創的超穩定秩序，實際上恰恰是虛無主義所蘊含的最可怕后果之一。
魔鬼在誘惑伊凡的談話中逐漸得意忘形，不經意間說出了它所在世界的實際情況：“我們現在的大地本身也許就重復過十億次了，衰亡，冷卻，破裂，分化為構成它的各個元素，然后又是‘穹蒼上面的水’，又是彗星，又是太陽，以后又從太陽化出大地——這種發展也許已經重復了無數次，而且老是一個樣子，分毫不爽”，甚至就連魔鬼自己都承認，這“真是難堪到極點的乏味事”。
魔鬼的這種描述輕易就讓人們聯想到尼采的永恒輪回思想，按照尼采的說法，這個思想恰恰也是惡魔潛入他“最孤獨的寂寞”中告訴他的。然而，作為最強大之人手中克服虛無主義的錘子，永恒輪回的核心觀點當然不可能是如此頹廢貧乏的論斷。但尼采確實意識到，當追求創造性和自我超越的強力意志被侏儒閹割成對絕對權力和暴力的迷狂時，當古希臘高貴而純粹的狄俄尼索斯精神被侏儒篡改成野蠻兇殘的激情時，人們就會被拋入這種噩夢般的處境之中。在1886年夏至1887年秋撰寫的筆記中，尼采坦率地表示，人們可以將他的這些想法聯系到“佛陀出世時的處境”和相關的學說。
根據《法華經》等佛教經書的描述，在人間犯下了極惡重罪的人，都會被打入九殿閻羅平等王支配的“無間地獄”。在這層地獄中，罪人將永無間斷地遭受種種殘酷的懲罰。那些缺乏對神明的敬畏、迷戀全能意志的人，將永遠被自己狂熱的野心所焦灼，永遠被孤獨冷漠的處境所籠罩。不管他們為了讓自己強大而刻意積累了多少年道行，也會在狂妄地挑戰強悍對手時被重新打回原形。這些不知悔改的無知之徒，永遠在他們全力拼斗的修羅場上來回廝殺和彼此傷害，絲毫看不到獲得解脫的任何可能性。佛陀曾經對此意味深長地評論道：“受身無間者永遠不死，壽長乃無間地獄中之大劫。”這恰恰證明了那些虛無主義者所精心打造的超穩定秩序，并不是一項可以令人沾沾自喜的成就，而是一種讓人無比絕望的可怕責罰。
在吉萊斯皮看來，虛無主義產生于這樣一個全新的庸常世界，它不再被理性所支配，而是被“人神”的全能意志所支配。讓虛無主義盛行的原因并不是過多的自由助長了奴隸道德的勝利，而是缺乏必要的自由去深入反思這種全能意志的局限性，從而讓人類的意志失去了健全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束縛。因此，解決虛無主義問題的方法，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無限追求擴張、征服和操控的狂熱意愿。對于深陷虛無主義困境的人們來說，只有當他們體會到，千百年來被頌揚不絕的“人神”的全能意志，乃是阻礙文明繁榮興盛的最冥頑的敵人，這時候，他們才能從無間地獄的惡性循環中真正解脫出來。
回溯歐洲虛無主義的思潮，尼采是一個無法繞過的人物。尼采宣稱“上帝已死”，人的衰弱導致“虛無主義就站在門口”。在他看來，只有加強人的意志，把人改造成“超人”才能擺脫虛無主義。尼采的定義與解讀成為了后人認識虛無主義的重要來源。
然而，在近期出版的《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中，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和哲學教授邁克爾·艾倫·吉萊斯皮指出尼采誤解了虛無主義，并誤導了后來關于虛無主義的幾乎所有思想。
與之相對，吉萊斯皮沿著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發展路徑追根探源，揭示出一個與尼采所想完全不同的虛無主義起源和意義，正如本文作者所言：
“讓虛無主義盛行的原因并不是過多的自由助長了奴隸道德的勝利，而是缺乏必要的自由去深入反思這種全能意志的局限性，從而讓人類的意志失去了健全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束縛。因此，解決虛無主義問題的方法，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無限追求擴張、征服和操控的狂熱意愿。”
撰文｜郝苑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行將進入整部作品的高潮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人意料地插入了一段陰暗神秘的劇情：伊凡·卡拉馬佐夫在知曉了弒父案的真相后，終于下定決心要在第二天向檢察官告發一切。然而，當他頭昏腦漲地回到自己臥室時，在搖曳的燭光下，在昏暗的墻角沙發上，他駭然發現一個蠢蠢欲動的魔鬼正坐在那里等待著他。不同于歌德筆下誘惑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這個魔鬼既沒有華麗高貴的衣著，也沒有在電閃雷鳴中赫然出現，而是外表庸俗寒磣，就像一個隨波逐流、安于現狀，不斷制造安逸和發明幸福的“高等食客”。但隨著這場對話的不斷深入，這個貌似謙和親切的魔鬼逐漸展露出了可謂史無前例的狂妄與野心，他以蠱惑性的話語煽動伊凡憑借不斷進擊的科學力量和人類意志，毀滅關于上帝的觀念和信仰，進而借助“泰坦式的驕傲精神”，讓自己成為締造與支配新世界秩序的“人神”。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 圖片來源：evangelicalfocus.com
縱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魔鬼造訪主要人物的神秘情節并非只有這一處。在《群魔》中，虛無主義者的精神領袖斯塔夫羅金向吉洪神父懺悔時就曾坦承，他自己患有一種幻覺癥，特別是在夜間，他總會看到或感覺到身邊有一個“惡毒的人”，后者以“不同的面目”在那里嘲笑和咒罵以虔誠信仰為基礎的人類文明。綜合考慮這兩處文本所形成的暗示，不難揣測，該魔鬼其實就是虛無主義這個已經站在人類文明門口、最神秘莫測而又陰森可怕的客人，它所呈現出的貌似彼此矛盾的不同面目，卻恰好符合尼采對虛無主義的描述。
在尼采看來，虛無主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積極的虛無主義，另一類是消極的虛無主義。前者作為提高了的精神權力的象征，在擺脫以往的信仰之后，致力于用自身的強大意志給不斷生成的混沌打上新秩序的烙印。后者則作為精神權力下降和沒落的標志，在形形色色提供慰藉的迷夢和幻覺中安于頹廢狀態。
通過爬梳歐洲虛無主義的悠長歷史，吉萊斯皮認為，這兩種虛無主義其實并不是平行和獨立的，而是一體兩面、彼此配合地發展壯大的。倘若沒有真正澄清虛無主義的這兩種面貌之間的內在聯系和歷史淵源，任何克服虛無主義的嘗試就不可避免地會淪為緣木求魚的徒勞無功。不同于將虛無主義追溯到諸多非理性哲學的流俗做法，吉萊斯皮在現代理性主義哲學的奠基人笛卡爾那里發現了探尋虛無主義歷史淵源的重要線索。
《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作者: [美]邁克爾·艾倫·吉萊斯皮，譯者: 張紅軍，商務印書館 2023年8月。
現代哲學家如何
助長“全能意志”神話
眾所周知，笛卡爾旨在為知識尋求確定的基礎，但他的哲學卻以對知識的徹底懷疑為開端。讓笛卡爾的哲學沉思在同時代哲學中如此獨特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不在于他所持有的理性主義立場，事實上，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很多方面都呈現出了鮮明的理性主義特征，而在于他在論證知識確定性的過程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激進的懷疑論主張：這個世界被全能的惡魔所徹底操控，這個惡魔不懷好意地欺騙人類，以至于人類對這個世界的所有感覺和認知都是虛假的。在篤信至善的上帝支配一切的信仰時代，笛卡爾的這個假設不啻為巨大的離經叛道。
盡管如此，笛卡爾的惡魔論證也并非全新的構想，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唯名論與實在論的論戰之中，這兩個派別圍繞共相是否真實存在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共相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重要術語，它意指的是個別事物間具備的共有特性。實在論者斷言共相具有客觀實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唯名論則否認共相具有客觀實在性，它們僅僅是指稱事物性質的名稱。初看起來，這似乎僅僅是關于認識論和本體論的抽象哲學論辯，但吉萊斯皮指出，它對人們關于上帝的理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實在論者主張普遍概念與理念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他們雖然不否定上帝的絕對權力，但他們相信，由上帝創造出的理性規律和道德律則對上帝本身是有約束力的，上帝通過自己的決定將自身束縛在一種有序的權力（potentia ordinata）之中。唯名論者卻認為，普遍概念僅僅是指稱個別事物的名稱，由此形成的理性法則和自然法則，無非是上帝用來創造天地的智識工具，它們無法對神的權力和意志形成有效的束縛。上帝的全能意志不受理性和道德的約束，并不是為了人而創造出這個世界的。
笛卡爾像。
唯名論所蘊含的擁有全能意志的上帝觀念，對于堅信上帝的理性與至善的中世紀思想家來說，無疑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可能性”，掀起唯名論革命的奧卡姆甚至因此被逐出教會并在生前不斷遭受指責。盡管如此，唯名論還是于十四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占了上風”。必須承認，“任何學說或理論的影響力，須視它所能引起的受眾性格結構中的心理需求程度而定。只有當一種理論能迎合某些社會群體的不可遏制的心理需求時，它才能在歷史上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唯名論的勃興也概莫能外。雖然中世紀自詡為正統的經院學者大都熱衷于將維護神圣秩序的信仰灌輸給民眾，并在整個歐洲努力締造樂觀向上的精神氛圍，但飽受黑死病與宗教戰爭折磨的智識精英與普通民眾卻普遍沉浸于痛苦和絕望之中。他們很難理解，仁愛與公正的上帝何以要將如此眾多的災難降臨到那個時代。唯名論所塑造的超越了理性與仁愛的反復無常的黑暗上帝形象，在這樣一個被瘟疫和派系斗爭毀掉的世界里“注定會越來越受歡迎”。
然而，唯名論者通常會刻意回避的一個問題是，這個擁有全能意志，不受理性和道德約束的上帝到底與魔鬼有什么區別？他們的回避態度并沒有起到多少積極的作用，反倒開啟了中世紀信仰的危機與經院哲學的終結，而笛卡爾則是現代早期第一位以隱曲的方式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和這場危機的哲學家。對于笛卡爾來說，對抗這個戴著上帝面具的魔鬼的心智操控的最終基石，就在于能夠通過理性反思來肯定自身的自我。一個人縱然可以懷疑他的所有感覺、信念與知識都是魔鬼欺騙的產物，但他無法懷疑的是正在進行理性反思的自我的存在。以“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理的引導下，笛卡爾在理性的孤峰上，建造了一座有可能抵御魔鬼的全能意志及其引發的激進懷疑論的智識堡壘。
但誠如尼采所言，“當你與魔鬼搏斗時，要謹防自己也成為魔鬼；當你凝視著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笛卡爾在對抗魔鬼的全能意志的過程中，卻在人性中潛在預設了全能的意志。在培根所張揚的“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影響下，笛卡爾相信，人類可以憑借卓越的理性和現代科技，不斷征服自然世界，并最終獲取主宰客觀世界的主體地位。雖然在笛卡爾以及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后繼者的理性主義哲學中，這種主體主義所蘊含的全能意志深受理性的約束，因而不能為所欲為，但它始終在窺伺著除掉理性束縛的機會。
“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尼采。AI生成圖片，來源：https://nickcast.com
休謨的懷疑論對因果性發起的質疑，有力撼動了那些理性主義者苦心打造的理性水晶宮。為了應對休謨的懷疑論挑戰，康德的“哥白尼轉向”將人類可靠的知識局限于現象世界，而“本體世界”則成為了人類理性與經驗知識所無法通達的“物自體”。自康德以后，人類就從宇宙的中心滾到物自體這個巨大的未知事物之中，人類的全能意志在此時找到了為自己解除理性封印的寶貴機會。
費希特不滿足于康德對本體世界抱持的不可知論態度。在法國大革命激情的感召下，費希特深信人類具有一種不受上帝和自然束縛的絕對自主的意志，因而他主張將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理進行徹底激進化，以“絕對自我”取代“自在之物”，成為他建構先驗觀念論的最高根據和出發點。費希特敏銳地意識到，在長期遭受權力扭曲的流俗見解中，個人的意志是主觀的和渺小的，但只要將它上升為集體的或民眾的意志，那就必然是光輝的和正當的。確保他的哲學體系在這種智識環境下占據絕對優勢的關鍵就在于，通過某種隱秘的技巧，將絕對自我的意志轉化為德意志民眾或日耳曼民族的意志。依循費希特發明的這套獲取成功的捷徑，黑格爾用體現普魯士國家意志的絕對理念取代絕對自我，獲得了更為巨大的影響和更為崇高的聲望。
在這個不斷用集體、種族和帝國的名義來修飾自我和美化自我的過程中，人類的意志在“本體之我”的暗夜中悄悄卸除了種種來自信仰、道德和理性的束縛，主體主義所含蓄肯定的全能意志開始拋棄其韜光養晦的溫情面紗，變得越來越囂張跋扈。在青年黑格爾學派的激進思想的影響下，費爾巴哈明確主張，上帝只不過是人類創造的精神產物，對自然的依賴感是宗教的根源，而孕育“人的神性”才是“宗教的最終目的”。通過神化人類的全能意志，費爾巴哈的哲學致力于用新締造的“人神”來取代人類對上帝的信仰。德國浪漫派則借助其詩性的想象力，進一步謳歌坐在虎背上的“狂熱騎士”近乎無限的意志力，他們可以為了“人神”而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道德和良知。這種被雅可比斥為喀邁拉主義的危險傾向，在尼采那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穿透力。尼采不僅借助筆下的瘋子宣稱“上帝已死”，而且還主張用象征著人類的蓬勃生命力和創造性的狄俄尼索斯取代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神。
在吉萊斯皮看來，不管那些對抗惡魔全能意志的現代哲學家的本意和初衷是什么，但他們在無意間或多或少助長了關于人類全能意志的神話，并由此促成了歐洲虛無主義在現代文明中的崛起。虛無主義的真正可怕之處并不在于，曾經支撐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超感性價值的自行貶黜，而在于人類追求權力的意志失去了超感性領域的必要束縛，道德和信仰喪失了自身的獨立價值，淪為“人神”操控民眾心智的精巧工具。這種情況在俄國虛無主義者那里表現得尤為顯著。
俄國虛無主義者
別爾嘉耶夫根據自己長期的觀察，頗為犀利地概括出了俄羅斯民族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在精神上自認為負有解放各個民族的神圣使命，但在歷史上則往往成為它們的壓迫者。經常卑躬屈節地對待西歐，在骨子里卻不愿接納對它有所救助的歐洲文化。雖然不時地沉浸于阿波羅式的迷夢，但更熱衷于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迷醉。而且俄羅斯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是野蠻人的，而非希臘的”。俄羅斯民族的這些性格特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俄國虛無主義者會采納更為徹底與激進的姿態。
19世紀下半葉，俄國虛無主義者打著科學的旗號，對長期維系其社會秩序的傳統道德與宗教信仰做出了徹底的否定與拒斥。盡管俄國虛無主義者動輒就標榜自己的科學素養，但實際上他們尊崇和宣揚的只是受某種版本的唯物主義滲透的“半吊子科學”。“半吊子科學是人類最可怕的災難”，它可謂是“史無前例的暴君，它有自己的祭司和奴隸，在它的面前所有人都懷著敬愛之情和過去難以想象的迷信對它頂禮膜拜，在它面前甚至科學本身也渾身戰栗，可恥地縱容姑息它”。正是在這種智識氛圍下，俄國虛無主義者對自己的全能意志越來越自信，進而鼓起勇氣來開創他們的新天地，屠格涅夫筆下的虛無主義者巴扎羅夫就在這種精神狀態下開始了他咄咄逼人的冒險活動。
憑借自身的博學和憤世嫉俗的言論，巴扎羅夫深受俄羅斯開明貴族的熱情歡迎，充滿叛逆精神、渴望擺脫父輩支配的貴族青年阿爾卡季迅速成為他的忠實追隨者。然而，隨著巴扎羅夫社會影響的擴大，他傲慢自大的一面就原形畢露了。巴扎羅夫要求阿爾卡季將他當作天神來尊奉，而阿爾卡季不過是他這個天神面前的一條愚拙的蛆蟲。他厭惡阿爾卡季這個貴族青年的軟弱、清高和順從，無法追隨自己從事那些骯臟、痛苦和殘酷的戰斗。巴扎羅夫推崇暴力的激進立場，自然讓他與那些僅僅滿足于溫和改良的貴族朋友們漸行漸遠。于是巴扎羅夫將注意力轉向俄羅斯底層農民，希望煽動他們追隨自己開創新世界，但“自以為懂得怎樣跟農民談話”的巴扎羅夫玄奧的學院腔調和晦澀的學術術語，根本無法打動務實的農民，在他們眼里，巴扎羅夫“不過是一個逗人發笑的小丑”。巴扎羅夫不甘于自己遭受的一系列失敗，為了表現自己過人的膽識和驚人的醫學技巧，他在農民面前賣力地演示他解剖染疫尸體的完整過程，但不慎傳染了膿毒血癥，最終滿懷不甘地在自己的家中死去。
屠格涅夫《父與子》英文版書封插圖。
作為原初的俄國虛無主義者，巴扎羅夫毫不隱晦地表示，“虛無主義者是不向任何權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則當作信仰”，這種只注重批判和摧毀傳統，卻不注重編織迎合民眾趣味的新時代神話的做法，過于耿直地暴露了虛無主義者什么都不信的真實想法，這當然不可能成功操控俄羅斯民眾的心智，因而在那個充斥著殘酷權力斗爭的環境里，他注定會淪為失敗者。相較之下，以巴枯寧的得意門生涅恰耶夫為代表的俄國虛無主義者就顯得更為狡黠。涅恰耶夫不僅具有卓越的組織才能，而且還擁有魔鬼般操控人心的凌厲手段。涅恰耶夫所引領的那批高級形態的俄國虛無主義者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他在《群魔》中以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建立的陰謀集團為原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這批俄國虛無主義者操控人心的詭秘伎倆。
按照流俗的理解，《群魔》中那個陰謀推翻沙俄政府的地下組織的實際操控者是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精神領袖斯塔夫羅金只不過是他供奉到臺前的傀儡，但實際情況絕非如此簡單。斯塔夫羅金深諳“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的智慧，若要設法避免讓其他人懷疑自己在搞陰謀，若要試探自己追隨者的忠誠度，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讓自己表現得太聰明。高明的獵手會把自己假扮為獵物，高明的撒謊者會以令人起疑的方式把真話告訴想要迷惑的對手，而高明的幕后黑手則會不時將自己裝扮成似乎并不知曉實情的傀儡。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組織將來的行動出現了不可預料的錯誤，那么他的追隨者也會認為，斯塔夫羅金的本意是好的，只是被韋爾霍文斯基執行壞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手稿。
斯塔夫羅金費盡心機地在他的信徒中打造擁有全能意志的精神領袖形象，他對自己退伍后在歐洲游蕩的那段經歷諱莫如深，卻利用他的黨羽在城市里散布各種有助于神化其政治靠山的傳言。鑒于當時俄羅斯盛行的對德國的崇拜，這些傳言就將斯塔夫羅金精心塑造成德國激進平民運動的重要代理人，在某個龐大組織的授權下，他身負秘傳的學說回到俄羅斯來拯救受苦受難的民眾。斯塔夫羅金并不反感人們圍繞他的私生活編織的種種緋聞，因為這種緋聞只會增加民眾對他的好奇心和他自己的社會知名度。然而，當傳言有可能讓他誘奸少女瑪特廖莎的罪惡行徑曝光時，他就果斷出手干預了。
斯塔夫羅金沒有直接去反駁那些可能暴露其丑惡嘴臉的傳言，而是讓他的手下在公共輿論場中大肆制造“信息污染”，到處散布他與利比亞德金大尉的妹妹，“瘸腿女人”瑪麗婭私通的丑聞。在引起輿論沸騰后，他們再找幾個品行端正可靠，貌似客觀中立的知情者出來辟謠，證明斯塔夫羅金與瑪麗婭早有婚約。斯塔夫羅金就由一個始亂終棄的登徒子，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對殘障女子和弱勢群體充滿同情仁愛的貴族紳士。通過這種模式進行多次戲劇性的辟謠，斯塔夫羅金就在自己的信徒和追隨者的頭腦中成功形成了某種“認知免疫”。即便他們將來真的接觸到關于斯塔夫羅金與少女瑪特廖莎的陰暗事實，他們也只會將之作為別有用心人士對斯塔夫羅金的又一次抹黑。
不同于不懂俄羅斯民眾心理的巴扎羅夫，斯塔夫羅金雖然在自己的心中信奉的只是“人神”的全能意志，但他充分認識到，要廣泛吸引民眾來為他的野心服務，就必須祭出一面充滿誘惑力的大旗。韋爾霍文斯基認為，當時俄羅斯倡導民主的開明知識分子已經不足為奇，但肯定民主的貴族則極其罕見，而像斯塔夫羅金這樣令人敬畏的貴族若追隨民主就更為迷人，因此不妨將這個立場加以充分炒作，成為他們的地下組織的重要旗幟。陰鷙險刻的斯塔夫羅金卻覺得韋爾霍文斯基的這點心機過于淺陋，并沒有把握到可以牢牢抓住俄羅斯民眾的關鍵所在。正如別爾嘉耶夫所指出的，“俄羅斯人如此茍安于自己的生活，他們的個性在機械的集體中到處受到扼殺。即便是俄羅斯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固定的一個階層，精神很保守，對真正的自由很陌生；機械的平等思想比自由觀念更容易打動他們”，斯塔夫羅金深知，俄羅斯民眾生活越差，越受壓迫，他們就越執著地夢想在消除一切差別的天堂里得到補償，因此只有在他們面前豎起絕對平等的大旗，才可以穩妥順利地達到他們陰暗的政治目的。
《群魔》（2014）劇照。
在斯塔夫羅金的精心慫恿下，地下組織的理論設計師希加廖夫在秘密會議上系統闡述了他們如何在俄羅斯社會實現平等的總體規劃。成熟的平等概念不會致力于抹煞一切差異，而是會努力提供平等的機會來讓每個人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華，但這群虛無主義者所鼓吹的平等觀念則熱衷于拉平一切差異。他們要努力“把高山削平”，為了實現絕對平等的理想，“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降低教育、科學和才能的水平。高水平的科學思想和成就只有才智高的人才能達到，但是我們不需要才智高的人！才智高的人總會奪取權力，總是害多于利；要把他們放逐或者處死。要割去西塞羅的舌頭，挖掉哥白尼的眼睛，向莎士比亞投擲石頭”。俄羅斯民眾既不需要科學和教育，也不需要家庭和私有財產，它們會導致一種不利于絕對平等的“貴族式的渴望”，因此就需要“扼殺這些欲望”，“放任聞所未聞的荒淫”，并毫不留情地“把所有天才之火撲滅在搖籃之中”。通過這些手段，大家都變成了奴隸，而“在奴隸的地位上”就可以實現完全平等的理想了。
當然，這些做法實際上是相當不道德的，但為了實現他們的野心，就有必要重估一切價值，把愚昧、野蠻和奴性都美化成俄國虛無主義者所倡導的新美德，而這就意味著“一代或兩代人的墮落是必要的”，要讓俄羅斯民眾變得空前的陰暗墮落，懦弱自私，卑劣殘忍，還要讓他們習慣于“流一點鮮血”，以便于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做好充分的準備，為治療這個世界而“砍掉一億顆腦袋”。
身處溫和開明時代的當代讀者或許很難理解，如此荒謬的總體規劃竟然還會替這些俄國虛無主義者招攬到為數不少的忠實信徒。切身經歷過那個時代洪流蕩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覺得這不足為奇，他指出，“在任何轉變時期，每一個社會里，都會沉渣泛起，這些人不僅沒有任何目標，而且沒有絲毫思想的征象”，他們內心對喪失舊信仰的失落與對新信仰的渴求，會讓他們被“一個強有力的思想所制服，一下子受其支配，有時甚至支配一輩子。他們永遠沒有能力駕馭它，但卻狂熱地信仰它”。他們雖然“在小事、次要的事情上一點兒也不糊涂，甚至顯得狡猾”，但在大事上糊涂，沒有頭腦，秉性淺薄，“永遠渴望服從他人的意志”，“他們所理解的為理想服務，只能是把理想與某個人融為一體，此人在他們的概念中就代表著這個理想”。他們總是不由自主地被類似斯塔夫羅金這樣“對犧牲生命完全無所謂”的強硬領袖的精神氣質所折服，并在此后絕對忠誠地服從那一小撮有目的行動的“進步分子”的指揮。而斯塔夫羅金身上那種在撒謊時連自己都會相信的人格特質，又進一步強化了他所公開宣揚的絕對平等理念的說服力。
盡管斯塔夫羅金們信誓旦旦地對其狂熱追隨者許諾，將徹底超越現代文明并掌控整個世界的秩序，但他們從未獲得完全支配這個地球的絕對權力，而這些虛無主義者的持久存在反倒依賴于他們想要瓦解的現代文明。現代文明是多元的、異質的，因此在某些智識環境和社會環境下，諸多柏拉圖式的洞穴會安然存續下來。這些洞穴或許樂于把自己標榜成純粹現代的文明，但借用法國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的說法，它們實際上“從未現代過”。積極的虛無主義者確實成功攫取了某些這樣的洞穴的絕對支配權。他們雖然向其信徒保證，在他們所開創的“美麗新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在狄俄尼索斯式的全能意志的引領下，獲得絕對平等的地位與整全的發展，但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大多數原本或許稱得上積極的虛無主義者，將在某種微妙的生存境況下淪為消極的虛無主義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積極的虛無主義
讓位于消極的虛無主義
卡夫卡在他的重要代表作《變形記》中講述了這樣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兢兢業業地長期奔波在外，辛苦支撐著他那個大家庭的整個開銷。一天早晨，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并喪失了所有的工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卡夫卡的著名傳記作者萊納·施塔赫提醒人們，倘若要恰當理解這部作品，就有必要注意這部小說里的“甲蟲”隱喻。事實上，卡夫卡年少時就從他暴躁的父親那里得知，把人說成蟲豸是一種貶斥他人的惡毒咒罵。蟲豸本身軟弱渺小，在同類的種群中數量繁多、缺乏個性，但在其好斗天性的驅使下又經常不自量力地做出一些招致自我毀滅的行動。薩姆沙不懈努力的一個根本動機無非是希望獲得周圍人的愛與尊重而避免成為他人眼中的“蟲豸”，但可悲的是，他這么做的結果只是讓自己不可救藥地淪為維系巨大社會機器的一個廉價齒輪。
短片《弗蘭茲·卡夫卡的美妙人生》（1993）劇照。
在卡夫卡小說人物身上頻繁呈現的是追求強大的愿望與無足輕重的軟弱無力感之間的痛苦糾結，而這恰恰就是對大多數洞穴人的精神狀態的生動寫照。洞穴支配者實際上并不能忠實地兌現原先的承諾，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往往是把洞穴人分成不相等的兩個部分，“十分之一的人享有個人自由和支配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的無限權力。這十分之九的人應當喪失他們的個性，變成類似牲畜的群體”。在無限服從的條件下，經過一系列的徹底轉變，通過一代代人的教育改造，十分之九的人就會“喪失自由意志”，并在“原始人的純樸”情操下孜孜不倦地建造那個或許永遠也實現不了的“伊甸樂園”。
為了維系洞穴的既定秩序，關鍵是要讓絕大多數洞穴人的注意力從原初的理想轉移到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上去。尼采敏銳地察覺到，“在對‘工作’的一片頌揚聲中，在關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們看到一種隱蔽的動機：對任何個人性的恐懼。所謂工作，總是意味著高強度和長時間的工作；它給每個人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鐐銬，使他的理性、貪欲和獨立意識幾乎沒有機會成長。由于工作幾乎用盡了所有的精力，所以，他的一切反思、籌劃、夢想、憂慮、愛和恨的沖動都被迫退出戰場，而只盯著工作為他樹立的眼前的目標，享受著工作提供給他的容易的和經常的滿足”。洞穴人在表面上似乎擁有各種自由，但在工作的沉重壓力和權力的隱蔽操控下，實際上他們并沒有深入反思其理想和信仰的自由，而只有荒唐放縱庸常欲望的自由。
在建造“伊甸樂園”的過程中，洞穴支配者仍會不時祭出各種理想和信仰的大旗來激發洞穴人的工作熱情。但這些理想和信仰仍然是高度實用性和情境性的，由之構成的基本路線經常會出現左右搖擺的情況，正如以賽亞·柏林指出，“不能預判變化無常的路線”對洞穴人來說是“最大的失敗”，“輕則打亂他的所有個人計劃；重則把他整個人徹底毀滅”。執著地追求原初理想的洞穴人或者被邊緣化為“地下人”，或者被打入窒息人心的“死屋”。而能夠在洞穴中混得風生水起的，只能是那些懂得在理想和信仰問題上見風使舵、左右逢源的人，這種人即便在面對嚴酷的事實時仍然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時沉溺于幻想并陶醉于狄俄尼索斯式的激情之中。
不難想象，在這種庸常的生存處境下，積極的虛無主義激情會逐漸退卻，讓位給安于命運和現狀的消極的虛無主義，抹煞是非善惡的道德相對主義大行其道。為了沉溺于心中的幻想和生活的安逸，大多數洞穴人逐漸傾向于對虛偽讓步，與黑暗和解。人們或許以為，大多數人所抱持的消極的虛無主義與少數權力精英所抱持的積極的虛無主義在這種洞穴中實現了完美的結合，而這就意味著他們取得了維系洞穴的超穩定秩序的巨大成就。但正如托馬斯·卡萊爾所言，“虛假的穩定不是秩序，它只是無秩序的總和。秩序是真理的表現——任何事物都各自建立在屬于自己的基礎之上。秩序與虛偽根本不能并存”。對虛偽讓步，必遭虛偽腐蝕；與黑暗和解，必遭黑暗反噬。這兩種虛無主義者在彼此配合下開創的超穩定秩序，實際上恰恰是虛無主義所蘊含的最可怕后果之一。
《戀上哲學家》（2016）劇照。
不在于肯定意志
而在于少一些狂熱意愿
魔鬼在誘惑伊凡的談話中逐漸得意忘形，不經意間說出了它所在世界的實際情況：“我們現在的大地本身也許就重復過十億次了，衰亡，冷卻，破裂，分化為構成它的各個元素，然后又是‘穹蒼上面的水’，又是彗星，又是太陽，以后又從太陽化出大地——這種發展也許已經重復了無數次，而且老是一個樣子，分毫不爽”，甚至就連魔鬼自己都承認，這“真是難堪到極點的乏味事”。
魔鬼的這種描述輕易就讓人們聯想到尼采的永恒輪回思想，按照尼采的說法，這個思想恰恰也是惡魔潛入他“最孤獨的寂寞”中告訴他的。然而，作為最強大之人手中克服虛無主義的錘子，永恒輪回的核心觀點當然不可能是如此頹廢貧乏的論斷。但尼采確實意識到，當追求創造性和自我超越的強力意志被侏儒閹割成對絕對權力和暴力的迷狂時，當古希臘高貴而純粹的狄俄尼索斯精神被侏儒篡改成野蠻兇殘的激情時，人們就會被拋入這種噩夢般的處境之中。在1886年夏至1887年秋撰寫的筆記中，尼采坦率地表示，人們可以將他的這些想法聯系到“佛陀出世時的處境”和相關的學說。
《卡拉馬佐夫兄弟》（1969）劇照。
根據《法華經》等佛教經書的描述，在人間犯下了極惡重罪的人，都會被打入九殿閻羅平等王支配的“無間地獄”。在這層地獄中，罪人將永無間斷地遭受種種殘酷的懲罰。那些缺乏對神明的敬畏、迷戀全能意志的人，將永遠被自己狂熱的野心所焦灼，永遠被孤獨冷漠的處境所籠罩。不管他們為了讓自己強大而刻意積累了多少年道行，也會在狂妄地挑戰強悍對手時被重新打回原形。這些不知悔改的無知之徒，永遠在他們全力拼斗的修羅場上來回廝殺和彼此傷害，絲毫看不到獲得解脫的任何可能性。佛陀曾經對此意味深長地評論道：“受身無間者永遠不死，壽長乃無間地獄中之大劫。”這恰恰證明了那些虛無主義者所精心打造的超穩定秩序，并不是一項可以令人沾沾自喜的成就，而是一種讓人無比絕望的可怕責罰。
在吉萊斯皮看來，虛無主義產生于這樣一個全新的庸常世界，它不再被理性所支配，而是被“人神”的全能意志所支配。讓虛無主義盛行的原因并不是過多的自由助長了奴隸道德的勝利，而是缺乏必要的自由去深入反思這種全能意志的局限性，從而讓人類的意志失去了健全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束縛。因此，解決虛無主義問題的方法，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無限追求擴張、征服和操控的狂熱意愿。對于深陷虛無主義困境的人們來說，只有當他們體會到，千百年來被頌揚不絕的“人神”的全能意志，乃是阻礙文明繁榮興盛的最冥頑的敵人，這時候，他們才能從無間地獄的惡性循環中真正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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