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斯洛伐克災難

【當代東歐的右翼民族主義評述系列】

在屠殺猶太人方面，蒂索政權也是亦步亦趨地跟著希特勒。

戰前斯洛伐克共有猶太人口13萬，如前所述，蒂索與圖卡素有排猶思想，早在戰爭開打前，斯洛伐克獨立時與匈牙利鬧糾紛，蒂索政權就把7500多名猶太人驅趕到匈牙利。希特勒要求各仆從國交出猶太人后，斯洛伐克國又在第一輪遣送高潮中就把近6萬猶太人送入了德國人的虎口，成為“第一個響應納粹指令解決猶太人的軸心國盟國”。這方面圖卡比蒂索更為殘忍，當時羅馬教廷對斯洛伐克屠猶提出了指責，還兩次派神職人員規勸蒂索。身為天主教神父的蒂索一度猶豫，但圖卡仍一意孤行，遣送一直持續到納粹臨近崩潰時，遇難者據估計共達到7.7萬。

1944年圖卡失勢，被認為比他“溫和”的蒂索卻并未停止遣送猶太人。逃過遣送而留在斯洛伐克的猶太人中，又有3萬多人被視為 “有經濟意義的猶太人”在難民營中被強制做苦力。戰爭末期納粹需要奴工，他們中又有一批被送往德國。總體上在蒂索政權統治下，當時斯洛伐克猶太人的死亡率達到了駭人的75%，也有人說是“三分之二以上”或多達77%的。無論根據哪一個數字，這一比例比本系列文章前述的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都更高。

除了屠猶，蒂索政權在殘害羅姆（吉普賽）人和鎮壓反對派方面也罪惡不小。特別是1944年反納粹的“斯洛伐克民族大起義”后，德軍全面入境鎮壓，蒂索的赫林卡衛隊和正規軍與德國人都犯下不少屠殺罪行。

賣國賊，還是“納粹國際主義者”？

而另一方面，蒂索政權對斯洛伐克德裔族群（所謂喀尓巴阡德意志人）的態度不僅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對蘇臺德德意志人的防范政策，也大異于前述同為“仆從國”的羅馬尼亞。

如前所述，赫林卡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在奧匈時代主要針對匈牙利，蒂索-圖卡時代變成主要針對猶太人和捷克人，由于斯洛伐克獨立前后面臨匈牙利霍爾蒂政權向北擴張的威脅，也還保持對匈牙利人的猜忌。但是1940年在納粹調停下實現了兩個仆從國關系“正常化”后，斯匈建立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上的“友誼”，斯洛伐克也放棄了對境內匈族（更不要說德族）的“斯洛伐克化”政策。甚至在一黨專政下仍允許德意志族和匈牙利族的小黨（當然必須是奉行極權主義的“兄弟黨”）存在。

但是，從赫林卡、蒂索到圖卡都沒有把民族主義的矛頭指向德國人。斯匈“和好”后，蒂索政權，尤其是該政權的“總理”圖卡進一步明確了區別對待的少數民族政策，把斯洛伐克境內的德族和匈族列為“好的”少數民族，而猶太人與捷克人是“壞的”少數民族。歡迎前者而排斥后者。反倒是納粹德國的極端種族主義者連“非雅利安人”的匈牙利人也看不順眼（盡管他們還要扶植霍爾蒂）。

于是，1940年負責“種族秩序”的納粹黨衛軍種族與安置辦公室（RuSHA）為斯洛伐克制定了“種族優化”計劃，要求促進“在種族上有價值的”斯洛伐克人與德國人融合。為此，在消滅吉普賽人和猶太人、趕走和同化捷克人之外，還要特別保護13萬喀尓巴阡德意志人，并從德國向斯洛伐克再移民10萬戶德意志人。該計劃甚至提出：可以利用斯洛伐克人傳統的反匈傾向，通過逐步“排除”該國的匈牙利族，來使德族取代匈族成為該國除斯洛伐克人外的最大民族。該計劃還認為，可以讓赫林卡衛隊來推進這項德國化政策，并在此過程中使赫林卡衛隊進一步融入黨衛軍。

盡管戰爭進程使這項計劃并未實現，但這個計劃是通告了蒂索政權的，后者至少并不反對，而且確實接納了一些德國移民，對過去的德裔也沒有搞“斯洛伐克化”。蒂索政權這種一方面遵命把猶太人交給德國人來屠殺、另一方面接受德國人向本國移民的做法，與羅馬尼亞的安東內斯庫一方面“自主屠猶”而不予遣送，另一方面“以羅馬尼亞化對付日耳曼化”、連舊有德裔也要趕走的做法，看起來恰恰相反。如果我們認為蒂索、圖卡的做法是“賣國”，安東尼斯庫的相反做法是不是“愛國”呢？

顯然，我們仍然不能簡單地把兩者以“賣國”與“愛國”的兩分法對立起來。正如蒂索與安東尼斯庫當時實際上都在希特勒的大旗下對“共同敵人”并肩作戰（也可以說是并肩作惡）一樣，實際上，反人類的極權主義往往在“種族至上”的“民族主義”和“主義至上”的“國際主義”兩種形式下不斷切換，同樣做出摧殘人道的惡行。

不要說蒂索與安東尼斯庫可以同時并存成為“戰友”，就是同一極權黨派，也可以在兩種形式之間跳來跳去，此時是“極端國際主義”的引狼入室“送國”者，彼時又變成“極端民族主義”的弱肉強食“愛國賊”。正如納粹可以用“社會主義”旗號煽動“勞動者”去屠殺猶太富豪，也可以用“雅利安人至上”的旗號發動日耳曼富人虐殺猶太奴工，也正如另一種集-全主義今天可以奉“國際”的指令殺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明天又可以代表“戰斗民族”殺掉“反動的世界主義者”，這樣的事例我們見得還少嗎？

蒂索時代的“經濟奇跡”

與沒有掌權也不那么吹捧希特勒的赫林卡不同，也與更能自行其是的安東尼斯庫有異，蒂索、圖卡這些人不僅吹捧希特勒，而且處處接受納粹的“指導”，自主性在“仆從國”中也是最差之一。這就使今天的極右翼很難像在羅馬尼亞強調安東尼斯庫“愛國”那樣，給蒂索、圖卡戴上“愛國”的桂冠。因此除了開創“獨立”外，他們更喜歡強調的是蒂索政權在發展經濟上的成就。

這種強調并非全無根據。正如斯洛伐克文維基所指出的那樣：

“建立獨立國家后，斯洛伐克在經濟上獲得成功，取得了長足發展。德國市場的開放對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在戰爭初期德國勝利之時，該市場進一步擴大。德國的經濟空間以及經濟繁榮解決了銷售問題，使產量增加。從1937年到1943年，斯洛伐克工業的生產增長了63％（按：折合年均增長8.5%），工業就業人數增長了51％。”這樣的經濟增長率在戰時的歐洲屬于最高的。

斯洛伐克的工業原來有一定基礎。一戰后劃定的捷克斯洛伐克，曾經集中了原奧匈帝國的大部分工業。其中舊奧地利工業的一大半在捷克境內，而舊匈牙利工業的一大半在斯洛伐克。但是匈牙利經濟的發達程度原來就低于奧地利，斯洛伐克的工業水平也就仍比捷克為差。而斯洛伐克獨立前后遭遇匈牙利北擴，斯境內原工業集中的多瑙河沿岸和工業重鎮科希策，在所謂的維也納裁判下都被“歸還”了匈牙利，余下的斯洛伐克版圖上工業化程度就更差了。

但是獨立后經過幾年的發展，它的工業又趕了上來。到1944年，小小的斯洛伐克已經建立了大約200個新的制造業工廠。在赫洛霍維茨成立了斯洛伐克的第一家制藥公司，特倫欽的服裝廠、巴托瓦尼的制鞋廠、烏爾波夫生產的服裝面料和針織衫，布拉迪斯拉發的合成纖維和炸藥生產都盛極一時。捷克斯洛伐克的軍火工業世界著名，連中國人都很熟悉“捷克造”機槍。但原來的軍工企業主要在捷克部分，斯洛伐克獨立后，瓦赫河畔杜布尼察和波瓦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大型軍工企業都發展到可與捷克匹敵，工人達2.5萬，成為二戰中軸心國的重要軍事裝備基地，戰后也仍然是社會主義時期的軍工和重工業中心。這一時期還建設了一批基礎設施，如1941年開工、戰后建成的奧拉瓦大壩至今仍是斯洛伐克最大的水庫等。

蒂索時期的經濟發展，除了維基所說的德國（實際是德控各國）提供了市場外，與貨幣、投資和勞動力方面的條件也有關。在蘇德開戰前，不僅德國，蘇聯也根據蘇斯通商通航條約向斯洛伐克開放了市場。納粹德國為了扶植這個“仆從”，在德國馬克與斯洛伐克克朗間實行固定匯率，人為壓低克朗匯價，使斯洛伐克產品在德控市場上更有競爭力，并且刺激了德國對斯洛伐克工業的投資。斯洛伐克的大型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基本都由西門子、法本等德國產業巨頭持股，從一方面講是強化了對斯經濟的控制，另一方面看，也使斯洛伐克出現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雙順差的“外向型發展”快車道。

大量投資又與“國家社會主義”極權體制下特有的低人權勞動結合起來。蒂索時期“勞動紀律”嚴酷，嚴禁罷工、被迫加班和使用奴工都很普遍。如著名的瓦赫河畔杜布尼察軍工廠旁，就設有抓捕全國羅姆人（吉普賽人）進行強迫勞動的大型“勞教所”，對“有經濟意義的猶太人”和其他反抗者進行奴工壓榨更不在話下。此外，對猶太人抄家沒產后驅逐出境（送給納粹屠殺）這種殘酷的“原始積累”，在斯洛伐克這樣一個小國也有一定的意義。

筆者曾指出：低人權制度本身并無促進經濟的功效，封閉、孤立中的低人權地區和前現代的低人權狀態都是貧窮落后的。但在現代世界，在充裕的外部資本、外部市場和創新來源的條件下與先進經濟搞“一體化”，確實會形成一種畸形的“競爭力”，即“低人權優勢”。

事實上這種情況不乏其例，兩次大戰間，納粹德國率先擺脫大蕭條，恢復高增長、蘇聯與偽滿地區的快速工業化也是這樣。當然，這種“經濟奇跡”能否造福于人民，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們知道偽滿的工業化速度驚人，百姓卻吃著配給的“混合面”，斯洛伐克也有類似情況。當時糧食、食糖等基本生活物資都實行配給制，今天極右翼津津樂道的“經濟奇跡”，并非斯洛伐克人民之福。

何況隨著戰局逆轉，蒂索式的“經濟成功”也很快終結，戰爭后期斯洛伐克經濟崩潰，盟軍轟炸，“斯洛伐克國”投降時已經是一片廢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