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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其實是中國歷史慣有軌道上的一個“脫軌”
發布日期:2023-10-31 作者:昭遠制藥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2009年底，美國《時代》（Time）雜志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中國農民工獲得第二位，這個結果不無道理。改革開放早期，多數民眾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但近年來財富分配懸殊狀況日益惡化，社會流動固化趨勢日益明顯。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特別是體制外的民眾，既是改革的具體承擔者，又過度承擔了改革的風險和代價。
本文轉自《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原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
可以想像，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1978-2018）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關注的時期之一。一方面，這段時期的經濟大發展史無前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改變了世界格局；另一方面，雖然這個時期一波三折，當下仍然在延續過程中，但大致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走過了一個松緊起伏的完整小周期，從解放思想到統一思想，從勇于開創到重守規矩，展示著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跡。作為同時代的我們，距離這段歷史尚近，反省起來種種情景歷歷在目，不免有樹木滿目森林模糊的感嘆，不能得益于年代之遙帶來的后見之明和冷靜從容。不過，今天的我們評估這段經歷，帶有時代的烙印和親身經歷的體溫，則是后人難以設身處地體驗感受的。
關于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已經有許多贊譽之詞，也有眾多的解釋論說：政府的主導作用、制度紅利、全球化環境，等等。最近這段時間，對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各種反思和評判大量涌現，眾說紛紜。在這篇小文中，我將從學術研究的心得體會這個角度談談個人感想。我的想法是：第一，避免面面俱到，即別人多說的，我少說幾句；別人說得不多的，我多說幾句。第二，把審視的視野盡量拉長，不僅向后看，而且向前看，把這段改革經歷放在中國大歷史的過程中來考察。
「開放」是關鍵所在
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體制內部的改革和對外的開放——這個表達方式的確抓住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我以為，促成這些巨大變化的關鍵在于「開放」，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體的全方位交流，從經濟、管理、文化到人員的往來互動。直截了當地說，開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震動，帶來了壓力，激發了活力，也給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沒有「開放」這個前提，就無法想像和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這個意義上，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
為甚麼這樣說呢？這是由中國社會基本特點所決定的。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規模龐大，各區域的人文傳統和經濟發展差異明顯。在維系這樣一個文明體的歷史過程中，發展起了成熟的觀念傳統和隨歷朝歷代修補增訂而來的各種制度設施。其中，「穩定壓倒一切」是歷史上長久實行的基本國策，而封閉自守則是隨之衍生的相應表現。中國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各種形式的堅守傳統和向后看的呼聲很高，這一文化力量極易與既得利益集團聯手結盟。在一個以自上而下統領為主導的體制中，各種傳統力量日積月累，盤根錯節。因此，源于內部的改革常常動力有限，困難重重，淺嘗輒止，有始無終。
正如許多歷史學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國歷史上，當面臨穩定與效率的選擇時，決策者總是傾向于前者；而且，封閉自守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動力，從古老基礎上生長出新的制度尤為困難。我們對比一下近代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經歷，就不難看到中國改革之難。
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內部沒有變化，沒有內在的變革動力。中國內部的改革在歷史上時有發生，甚至頗具規模，但通常有幾個特點：
第一，這些改革嘗試多囿于已有制度構架之中，更多的是被動反應，補苴罅漏，修復舊框架，難有實質性變化。如果沒有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衝突，直至晚清，走向共和這種新型國家模式也不會出現在歷史抉擇中，甚至難以有想像的空間。
第二，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面臨和應對危難的關頭，當權者才會被迫做出讓步；開明君主會審時度勢，啟動改革，以圖重振朝綱。但這些改革和變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變化。一旦渡過危機，得以休養喘息，上層則會收回讓步，重回窠臼。因此，歷史上改革起伏變動雖然時有出現，但制度性變革卻難以尋覓。
第三，中國社會內部不斷地、持續地發生著變化；各地各層級有著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有著堅韌持久的活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中國文明延續長久的根基所在。但這些變化和能力大多不是體現在正式制度的演變中，而是以地方性的、隱蔽的、非正式的形式表現出來，只能充任正式制度的補充和調劑，其能量和傳播范圍有限，而且不斷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擠和打壓。不僅如此，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緩和當地矛盾，釋放了正式制度和決策失誤造成的張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變革的壓力，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時常出現。
1949年，建國初期，大力學習蘇聯制度，從全能體制到計劃經濟，對中國歷史上皇權不下縣、雙軌政治的治理模式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但這一特定的開放取向，更多的是因為蘇聯模式與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迎合了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和領導人的遠大抱負，因而在政治文化上一拍即合。在這一點上，這一國家組織形式又與傳統文化有許多契合之處。在不同的社會或發展階段，解決問題的渠道和可能的答案為一個特定的政體及其制度安排所制約。如社會學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指出的那樣，在歷史上的俄國政體中，沙皇的至高權力誘使社會各方試圖向上尋找解決辦法。例如，俄國工業發展時期形成的勞資關系不是通過雙方互動（包括斗爭）演化而來，而是通過沙皇自上而下的權力來規范調整；蘇維埃政權延續了同一脈絡的實踐。我們不難看到，這一取向與中國自上而下權力的制度安排尤其吻合，也反映在當代中國諸多社會制度安排上，如單位制度、勞資關系、社區管理，等等。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趨勢導致了這一基本定勢的重大改變，體現在以上所說的全方位開放的深入程度和長時段的連續性。全方位即不僅涉及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發生在不同層次上，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特別是個人層次上的人員交流和信息流動。長時段是指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漸進發展、時有曲折，但總的方向是不斷開放的。這一持續演變過程形成了正向反饋，引起了各個領域中和不同層次上的變化和活力，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和市政建設等物化指標上，而且體現在不同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生長、競爭和演變上。
多年前，我在訪談南方一家印染廠老總時，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該工廠的印染產品主要出口歐洲市場，其生產過程嚴格控制，產品質量很高，達到免檢水平。前幾年，因國際經濟波動，出口業務曾經中止一段時間，工廠產品轉向國內市場內銷。由于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對產品質量要求不同，工藝流程的質量把關隨之松懈，工人技能退化。當歐洲市場訂單再度回流，工廠重新轉向對外生產時，盡管管理方意識到產品質量問題，重新培訓工人，加強工藝管理，但還是難以扭轉這一產品質量下降的情況。第一批產品運往歐洲商家后，因質量問題被全部退回。后來經過很長時間的整頓訓練，才恢復到以前的產品質量水平。這個小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只有參與更大范圍的競爭過程才能保持持續積極進取的動力。這正是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提供強大推動力的緣故。
以上談到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意義，在這里不妨順便討論一下西方中國研究關于「刺激—反應」的范式。費正清（JohnK.Fairbank）提出「刺激—反應」范式來解釋近代中國變化的動力，特別強調了外來刺激對中國社會內在變動的影響。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研究范式的轉型，也推動了中國研究領域的反思和演變。當史學家將目光投向微觀層次，比較研究的尺度急劇縮小，在一個具體領域中的確可以發現引人注目的變化。所以，新近的中國研究注意到而且特意強調，中國社會一直不斷發生重要變化，有著內在的演變動力。這些觀察和研究發現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如果我們在大歷史背景下來觀察這些微觀事件，會發現它們的變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緩慢的。如果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社會，在幾個大的方面——如韋伯意義上的支配形式、土地制度、賦稅制度、觀念制度，等等，一直至晚清都沒有出現質的變化。相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變化都與外來刺激有著直接或間接、正面或負面的關系。
我要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于封閉自守。四十年改革開放衝破了這個模式，釋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開放交流給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與傳統制度時有不兼容甚至緊張衝突之處，引起了改革開放前景向何處去的新一輪思考和爭辯。
「諸侯競爭」
就內部改革來說，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特別是「縣域競爭」。過去四十年可說是以放權和「諸侯競爭」為基調，雖然一波三折，張弛起伏，但這個大趨勢沒有變化。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有許多解讀。例如，張五常提出了「縣域競爭」這個概念，特別強調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周黎安分析了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或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行為，改寫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模式：（地方性）國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制度環境，而且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點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大特色。在毛澤東時代，地方政府也積極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但在計劃經濟體制捆綁下，各地經濟活力有限。尤其是在經濟條件匱乏之下，資源捉襟見肘，只得勉強度日，當年各種票證限制即為明例。改革開放下大范圍的經濟流動給各地經濟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活力，形成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包括不同方向的嘗試和不同渠道的資源（包括外資）動員。大量勞動力從全國各地聚集到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區，廣東一個鎮的外來人口可以幾倍到十倍于當地人口。地區間的競爭、模仿和擴散極大地推動了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展開，與中央集權下的計劃經濟格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一特點也與對外開放有密切關系。正是開放的大環境推動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各級政府都參與了開放大潮，各種思想觀念、發展模式廣泛流動和互動。從引進外資、開發動員資源要素到城市建設，這些具體實在的經濟發展和機會分布與開放的格局態勢密切關聯。在中國社會內部也有類似的開放趨勢。早期改革的主線是「松綁」，即給地方政府和經濟實體更多的自主權。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各地政府不是向中央政府要資源，而是要政策，即要求允許自主發展的政策。事實也正是這樣：哪些地方放松了捆綁政策，那里的經濟發展就有起色，有可觀的改變。過去四十年松綁政策的大趨勢是在開放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正是后毛澤東時代新一代領導人從經濟發展中找到執政合法性，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形成了良性反饋，促成了長期容忍甚至鼓勵性的寬松政策和經濟發展環境。
換言之，各地政府間的競爭，也可以看做是區域層次上的開放之舉。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慣性推行地方性保護政策，試圖將自己的行政區域變成相互分割的地方性經濟區域。但隨著宏觀政策的調整推動，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與屬地內企業間關系松散，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更多地體現在開放的程度和力度，如設立經濟開發區、推行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等等。中國的外資直接投資在如此長時間里保持優勢，背后的巨大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間競爭的結果，而開放的宏觀政策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
各地政府間競爭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地方差異性成為改革開放的優勢。中國國土遼闊，發展不平衡，開放和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各有特點，為經濟活動的持續發展、依次遞進提供了有利條件。結果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沿海地區與內地互為依託；階梯式延伸，提供了實驗漸行、從長計議的過程。
從大歷史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競爭推動了各種思想流派涌現互動，致使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奇跡出現。是不是可以說，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經濟領域中「諸侯競爭」所引發的經濟奇跡？
張五常所描述的那種情況到今天已有了很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的角色更多地體現在為市場和企業提供「援助之手」。如魏昂德（AndrewG.Walder）所說，地方政府是當地各種企業（國有、集體、民營）的「總部」，發揮保護和推動這些企業發展的作用。但近些年來，這一趨勢有了意味深長的改變。在改革早期的財政包干制下，地方性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狀況與當地政府的利益有密切關系。1990年代中期以來，分稅制改革導致了企業利潤稅收的重要部分流入中央財政，而不是地方財政，形成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間的松散關系。地方政府轉而開發土地，經營城市，以此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所謂的「土地財政」成為政府經濟利益行動的新驅動力。在國家政策限制政府直接經營生產性活動的情形下，地方政府轉而通過建立各種平臺，用隱形手段控制自己的經濟實體，誘發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個演變過程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各地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主要經濟主體和直接經營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的組織。地方政府轉變為經濟主體，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其一，政府在資源配置、政策管制和行政干涉諸方面具有壟斷權力，配以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實施力度，可以按照主要領導人的意志來推動項目，為地方性經濟增長帶來強有力的推動力，但長官意志和政治邏輯下的決策也帶來了相應的風險。
其二，伴隨而來的一個趨勢是，地方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利益主體，與其他經濟實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形成了競爭關系。地方政府從早期作為各種企業「總部」的角色演變到今天的管制甚至壟斷競爭角色，反映了政商關系的深刻轉變。
伴隨內部多樣性和互動而來的活力，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優勢。改革開放時期的「諸侯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這種活力，推動了四十年來風起云涌的長時段發展。但是，隨著地方政府成為經濟主體，地方官員行為帶有特定的目標追求、短期利益和政治約束，為未來的改革走向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社會是改革風險的承擔者
改革開放的過程推動了高速的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愈做愈大，水漲船高，社會各個階層均從中獲益。但任何制度性變革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不同群體的利益，而且影響程度不同、方向不一。前面說到，開放提供了榜樣力量和競爭壓力，調動了「諸侯競爭」的積極性，提供了讓企業家用武的天地。毋庸置疑，中國經濟改革最為活躍的部分是民營領域。在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搞活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極大地推動了中央政府放手改革的政策取向。民營企業在提供基本生活品和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社會生活活力等民生基礎建設方面成就斐然。近年來，在高科技領域中民營企業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也日益明顯，這些方面已有大量討論。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2009年底，美國《時代》（Time）雜志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中國農民工獲得第二位，這個結果不無道理。改革開放早期，多數民眾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但近年來財富分配懸殊狀況日益惡化，社會流動固化趨勢日益明顯。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特別是體制外的民眾，既是改革的具體承擔者，又過度承擔了改革的風險和代價。
首先，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穿梭在家鄉與各個城市之間，從工廠、建設工地到服務業，在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求溫飽。幾年前，我在北京與外地來的理髮師傅閒聊，問起他的生活狀況。他提及他們夫婦倆在北京過著艱辛的生活，只是因為孩子的前途才在這里堅守下去。聽到他的話，我心里一驚，因為在美國也從許多移民口中聽到幾乎同樣的表述。我在美國加州居住，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許多拉美移民提供的服務，如街道清潔、花木養殖、房屋修建、社區維護，等等。他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使得當地居民過上舒適體面的生活。思考一下，中國大城市中的農民工也正是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在經濟繁榮、急需勞動力的時期，這些農民工被各種招工渠道吸納，加入城市建設大軍，提供廉價勞動力，推動城市發展；但他們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如子女教育、穩定的居住環境、基本的勞動安全保障，甚至不能得到應有的勞動力回報。當經濟不景氣或城市進行整頓治理時，他們則成為擠壓排斥的對象，真可謂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也因此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其次，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家推動實行抓大放小，將中小型國企私有化的政策。在極短時間里，大批工人下崗，基本生計難以維持，不得不在半路改行，各奔生路，甚至擺攤販賣，以謀生存。他們是怎樣渡過如此難關的呢？在那個時期，作為負有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職責的政府，既沒有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也沒有資源來完成這一職責。下崗工人所依賴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扶持、友鄰相助，以非正式制度來分解和消化政策產生的巨大壓力和代價。一個如此重大的政策決定、如此大規模的經濟轉型，其主要成本是由政策波及到的下崗工人和與他們相關聯的千家萬戶來承擔的。
再者，近些年的城市土地開發，以及農村土地被廉價徵用，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圈地運動」，即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將土地要素轉化為資本要素，以實現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離開了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其生存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雖然各地政府採取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來減緩這一過程對失地農戶的影響，有些城市郊區農戶也因此有了可觀的回報，但失地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其未來生計前景，包括子女教育、就業機會和社區建設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提出以上的觀察是想引申出這樣一個看法，即中國四十年大發展得益于得天獨厚的社會文化基礎，特別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自我生存、自我救護的機制。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中的家庭、家族、鄰里、社區有著密集的關系網絡，有著互幫互助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政府的壓力，減輕了公共產品需求的壓力。美國社會學家懷特（Martin K.Whyte）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淵源〉（“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以上觀點，特別強調中國的傳統家庭與家族的文化和結構，對經濟發展、企業家精神、動員資源、勞動分工等方面的重要影響。我在這里想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文化和社會關系中產生的社會支持這一重要功能。我們看到，家庭提供了眾多私有企業、商販攤位經營的基本資源和勞動力。這些年來，家庭機制又承擔起幼兒撫養、醫護養老的功能。家庭資源分享、鄰里互助、社區支持，提供了非政府性質的社會安全網；密集深厚的人際關系網絡被用來動員資源，共享資源，彼此扶持，渡過經濟發展中的坎坷難關。
可以說，中國的底層社會、流動人口為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猶如那些外來移民為美國社會做出的貢獻。然而，近年來社會不平等的嚴峻現實，伴隨著社會流動遲緩、社會階層和機會結構日益固化的趨勢，令人擔憂。建立一個流動開放、公民權利得到基本保障的生存環境，調節理順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和機會分配，是保證改革開放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
未來的挑戰
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察：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中國歷史慣有軌道上的一個「脫軌」階段，即跳出歷史上封閉自守窠臼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正因為此，我們看到這四十年來的鉅變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潛在危機，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和權威基礎的沖擊。這些壓力和衝擊誘發了各種力量之間的高度緊張和互動，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如果說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和能量，這段經歷也同時顯示出中國傳統力量的堅韌性和歷史依賴性。不難看到各種強大力量，包括歷史的慣性，試圖將中國重新拉回舊的軌道上去。
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已有體制的認可和自信。的確，中國的集權體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在很短時間里，集中力量資源于已有的知識和工程技術領域中，取得突飛猛進、趕超目標的輝煌成就。可以說，中國特有的集權體制，包括各地政府的動員能力，將這一制度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制度比較角度來說，不同的組織形式在不同條件下各有長處，并沒有固定的優勢或劣勢。而且，組織在某一方面、在一定時期的優勢可能恰恰成為另一方面、其他時期的劣勢。我們可以從組織的多重過程來解釋這一現象：
第一，組織的成功經驗常常以穩定的結構方式加以保存，使得組織愈來愈趨于在某些特定方向上發展；
第二，組織的學習過程保存了成功經驗，增加了自信心，從而導致對未來環境作選擇性的觀察和解讀；
第三，組織中的政治過程導致既得利益集團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影響戰略態勢的判斷和決策的方向。當外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急需進行重大調整時，上述組織過程就會導致組織結構僵硬、反饋機制失靈，決策取向受到嚴重束縛，難以做出及時的、適當的組織決策和制度轉變。在面臨困難和危機、急需組織變革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時，強大的組織力量常常會從以往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庫」中，尋找自己最為熟悉的工具來應對。
據此，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J. Arrow）這樣寫道：「我以為，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歷史上的巨大災難。這種對過去目標的信奉使得我們恰恰在后來的經歷表明這一信奉應該改變的時候，反而強化了最初的承諾。」因此，對以往信息和經驗的路徑依賴導致了組織僵化和衰落，這一趨勢一再出現在歷史上組織和國家興衰的各種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之旅，如何能夠尋找持續的動力，不斷適應新的環境條件，是未來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未來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與現有權力制度間的張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為深刻的變化是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即從觀念一體化、群體間高度同質化到觀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群體多元化的轉變。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歷史大趨勢。在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方面，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一個方向相反的雙重過程：一方面，組織機制、組織規模和組織能量日益增強；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逐漸儀式化，在社會整合上力不從心。隨著當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執政黨與知識分子、宗法組織、社會團體難以通過觀念一體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賴強有力的組織制度聯系起來。近年來，各地政府積極參與和主導社會建設活動，將許多領域納入其「無死角、全覆蓋」的管理范圍，也因此承擔了更大的壓力。各種強制性的組織措施應運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儀式性活動、嚴格的規章制度、政治活動打卡計時，數字化技術管理，等等。
在許多情形下，政府的社會管理力圖壓縮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范圍和程度，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產生了張力甚至衝突。與生產組織過程不同，社會生活涉及千家萬戶，不同群體，方方面面，不同訴求。具有向上負責制結構的政府組織，在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時有著高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這一組織形式恰恰難以適應和應對自下而上的複雜多樣的社會需求——通過行政鏈條和組織激勵機制，力圖將社會不同領域強行焊接為一體，因此愈來愈顯示出簡單、生硬、武斷的特點，一系列矛盾也隨之尖銳起來。近年來，不同形式的抗爭衝突廣泛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深刻矛盾。在中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今天，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一個整齊劃一的一元化官僚組織是否可以與日益多元發展和複雜精細的社會和諧共處？究竟是以新的組織形式來適應多元發展的社會，還是原有的組織結構將社會強行束縛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中？
引人深思的四十年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了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在1985年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四十周年的演講稿。其中有這樣的警示：
四十年，對個人的一生，對民族的命運，都有重大意義。這里，請允許我再次提到《舊約》。對每個人，無論他信仰甚麼，《舊約》都蘊藏著真知灼見。在《舊約》中，四十年扮演一個經常重複然而至關緊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曠野度過四十年，才進入上帝應許的土地，掀開歷史新篇章。那時，父輩執掌權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舊約》的另一篇告訴我們，對蒙受的幫助和拯救，人的記憶經常只能延續四十年。記憶消失之日，就是平安終結之時。
可見，四十年永遠是個重要時段。四十年足以改變人的意識。四十年，足以讓我們告別黑暗時代，滿懷希望迎接美好的未來；四十年，也足以讓我們的遺忘結出危險的苦果。四十年的這兩種效果，都值得我們深思。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在社會和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遷的今天，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歷史性抉擇。展望未來，我將自己在1990年代初寫成的〈中央集權的代價〉一文開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方括號里有兩處小改動）：
中國經濟改革〔改革開放〕的前景面臨著兩個嚴峻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尋找一條促使中國改革具有內在動力、不斷深化的途徑。綜觀歷史上大的社會轉型，往往不同的機遇與選擇導致不同的發展道路和不同的社會后果。因變革途徑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廢的例子不在少數。
第二個挑戰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同時也是一場重新規范權力結構，重新界定社會利益分配的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利益集團隨著改革措施對其利益的影響也在不斷的重新分化組合。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演變必然導致政治的和經濟的新的要求與衝突。
本文轉自《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原題為《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
可以想像，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1978-2018）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關注的時期之一。一方面，這段時期的經濟大發展史無前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進程，改變了世界格局；另一方面，雖然這個時期一波三折，當下仍然在延續過程中，但大致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走過了一個松緊起伏的完整小周期，從解放思想到統一思想，從勇于開創到重守規矩，展示著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跡。作為同時代的我們，距離這段歷史尚近，反省起來種種情景歷歷在目，不免有樹木滿目森林模糊的感嘆，不能得益于年代之遙帶來的后見之明和冷靜從容。不過，今天的我們評估這段經歷，帶有時代的烙印和親身經歷的體溫，則是后人難以設身處地體驗感受的。
關于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已經有許多贊譽之詞，也有眾多的解釋論說：政府的主導作用、制度紅利、全球化環境，等等。最近這段時間，對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各種反思和評判大量涌現，眾說紛紜。在這篇小文中，我將從學術研究的心得體會這個角度談談個人感想。我的想法是：第一，避免面面俱到，即別人多說的，我少說幾句；別人說得不多的，我多說幾句。第二，把審視的視野盡量拉長，不僅向后看，而且向前看，把這段改革經歷放在中國大歷史的過程中來考察。
「開放」是關鍵所在
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體制內部的改革和對外的開放——這個表達方式的確抓住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我以為，促成這些巨大變化的關鍵在于「開放」，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體的全方位交流，從經濟、管理、文化到人員的往來互動。直截了當地說，開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震動，帶來了壓力，激發了活力，也給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沒有「開放」這個前提，就無法想像和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在這個意義上，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
改革開放前后對比
為甚麼這樣說呢？這是由中國社會基本特點所決定的。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規模龐大，各區域的人文傳統和經濟發展差異明顯。在維系這樣一個文明體的歷史過程中，發展起了成熟的觀念傳統和隨歷朝歷代修補增訂而來的各種制度設施。其中，「穩定壓倒一切」是歷史上長久實行的基本國策，而封閉自守則是隨之衍生的相應表現。中國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各種形式的堅守傳統和向后看的呼聲很高，這一文化力量極易與既得利益集團聯手結盟。在一個以自上而下統領為主導的體制中，各種傳統力量日積月累，盤根錯節。因此，源于內部的改革常常動力有限，困難重重，淺嘗輒止，有始無終。
正如許多歷史學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國歷史上，當面臨穩定與效率的選擇時，決策者總是傾向于前者；而且，封閉自守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動力，從古老基礎上生長出新的制度尤為困難。我們對比一下近代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經歷，就不難看到中國改革之難。
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內部沒有變化，沒有內在的變革動力。中國內部的改革在歷史上時有發生，甚至頗具規模，但通常有幾個特點：
第一，這些改革嘗試多囿于已有制度構架之中，更多的是被動反應，補苴罅漏，修復舊框架，難有實質性變化。如果沒有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衝突，直至晚清，走向共和這種新型國家模式也不會出現在歷史抉擇中，甚至難以有想像的空間。
第二，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在面臨和應對危難的關頭，當權者才會被迫做出讓步；開明君主會審時度勢，啟動改革，以圖重振朝綱。但這些改革和變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變化。一旦渡過危機，得以休養喘息，上層則會收回讓步，重回窠臼。因此，歷史上改革起伏變動雖然時有出現，但制度性變革卻難以尋覓。
第三，中國社會內部不斷地、持續地發生著變化；各地各層級有著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有著堅韌持久的活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中國文明延續長久的根基所在。但這些變化和能力大多不是體現在正式制度的演變中，而是以地方性的、隱蔽的、非正式的形式表現出來，只能充任正式制度的補充和調劑，其能量和傳播范圍有限，而且不斷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擠和打壓。不僅如此，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緩和當地矛盾，釋放了正式制度和決策失誤造成的張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變革的壓力，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時常出現。
1949年，建國初期，大力學習蘇聯制度，從全能體制到計劃經濟，對中國歷史上皇權不下縣、雙軌政治的治理模式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但這一特定的開放取向，更多的是因為蘇聯模式與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迎合了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和領導人的遠大抱負，因而在政治文化上一拍即合。在這一點上，這一國家組織形式又與傳統文化有許多契合之處。在不同的社會或發展階段，解決問題的渠道和可能的答案為一個特定的政體及其制度安排所制約。如社會學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指出的那樣，在歷史上的俄國政體中，沙皇的至高權力誘使社會各方試圖向上尋找解決辦法。例如，俄國工業發展時期形成的勞資關系不是通過雙方互動（包括斗爭）演化而來，而是通過沙皇自上而下的權力來規范調整；蘇維埃政權延續了同一脈絡的實踐。我們不難看到，這一取向與中國自上而下權力的制度安排尤其吻合，也反映在當代中國諸多社會制度安排上，如單位制度、勞資關系、社區管理，等等。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趨勢導致了這一基本定勢的重大改變，體現在以上所說的全方位開放的深入程度和長時段的連續性。全方位即不僅涉及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發生在不同層次上，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特別是個人層次上的人員交流和信息流動。長時段是指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漸進發展、時有曲折，但總的方向是不斷開放的。這一持續演變過程形成了正向反饋，引起了各個領域中和不同層次上的變化和活力，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和市政建設等物化指標上，而且體現在不同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生長、競爭和演變上。
多年前，我在訪談南方一家印染廠老總時，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該工廠的印染產品主要出口歐洲市場，其生產過程嚴格控制，產品質量很高，達到免檢水平。前幾年，因國際經濟波動，出口業務曾經中止一段時間，工廠產品轉向國內市場內銷。由于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對產品質量要求不同，工藝流程的質量把關隨之松懈，工人技能退化。當歐洲市場訂單再度回流，工廠重新轉向對外生產時，盡管管理方意識到產品質量問題，重新培訓工人，加強工藝管理，但還是難以扭轉這一產品質量下降的情況。第一批產品運往歐洲商家后，因質量問題被全部退回。后來經過很長時間的整頓訓練，才恢復到以前的產品質量水平。這個小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只有參與更大范圍的競爭過程才能保持持續積極進取的動力。這正是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提供強大推動力的緣故。
以上談到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意義，在這里不妨順便討論一下西方中國研究關于「刺激—反應」的范式。費正清（JohnK.Fairbank）提出「刺激—反應」范式來解釋近代中國變化的動力，特別強調了外來刺激對中國社會內在變動的影響。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研究范式的轉型，也推動了中國研究領域的反思和演變。當史學家將目光投向微觀層次，比較研究的尺度急劇縮小，在一個具體領域中的確可以發現引人注目的變化。所以，新近的中國研究注意到而且特意強調，中國社會一直不斷發生重要變化，有著內在的演變動力。這些觀察和研究發現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如果我們在大歷史背景下來觀察這些微觀事件，會發現它們的變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緩慢的。如果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社會，在幾個大的方面——如韋伯意義上的支配形式、土地制度、賦稅制度、觀念制度，等等，一直至晚清都沒有出現質的變化。相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變化都與外來刺激有著直接或間接、正面或負面的關系。
我要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于封閉自守。四十年改革開放衝破了這個模式，釋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開放交流給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與傳統制度時有不兼容甚至緊張衝突之處，引起了改革開放前景向何處去的新一輪思考和爭辯。
「諸侯競爭」
就內部改革來說，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特別是「縣域競爭」。過去四十年可說是以放權和「諸侯競爭」為基調，雖然一波三折，張弛起伏，但這個大趨勢沒有變化。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有許多解讀。例如，張五常提出了「縣域競爭」這個概念，特別強調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周黎安分析了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或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行為，改寫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模式：（地方性）國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制度環境，而且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點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大特色。在毛澤東時代，地方政府也積極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但在計劃經濟體制捆綁下，各地經濟活力有限。尤其是在經濟條件匱乏之下，資源捉襟見肘，只得勉強度日，當年各種票證限制即為明例。改革開放下大范圍的經濟流動給各地經濟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活力，形成了「諸侯競爭」的局面，包括不同方向的嘗試和不同渠道的資源（包括外資）動員。大量勞動力從全國各地聚集到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區，廣東一個鎮的外來人口可以幾倍到十倍于當地人口。地區間的競爭、模仿和擴散極大地推動了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展開，與中央集權下的計劃經濟格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換言之，各地政府間的競爭，也可以看做是區域層次上的開放之舉。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慣性推行地方性保護政策，試圖將自己的行政區域變成相互分割的地方性經濟區域。但隨著宏觀政策的調整推動，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與屬地內企業間關系松散，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更多地體現在開放的程度和力度，如設立經濟開發區、推行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等等。中國的外資直接投資在如此長時間里保持優勢，背后的巨大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間競爭的結果，而開放的宏觀政策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
各地政府間競爭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地方差異性成為改革開放的優勢。中國國土遼闊，發展不平衡，開放和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各有特點，為經濟活動的持續發展、依次遞進提供了有利條件。結果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沿海地區與內地互為依託；階梯式延伸，提供了實驗漸行、從長計議的過程。
從大歷史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競爭推動了各種思想流派涌現互動，致使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奇跡出現。是不是可以說，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經濟領域中「諸侯競爭」所引發的經濟奇跡？
張五常所描述的那種情況到今天已有了很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的角色更多地體現在為市場和企業提供「援助之手」。如魏昂德（AndrewG.Walder）所說，地方政府是當地各種企業（國有、集體、民營）的「總部」，發揮保護和推動這些企業發展的作用。但近些年來，這一趨勢有了意味深長的改變。在改革早期的財政包干制下，地方性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狀況與當地政府的利益有密切關系。1990年代中期以來，分稅制改革導致了企業利潤稅收的重要部分流入中央財政，而不是地方財政，形成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間的松散關系。地方政府轉而開發土地，經營城市，以此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所謂的「土地財政」成為政府經濟利益行動的新驅動力。在國家政策限制政府直接經營生產性活動的情形下，地方政府轉而通過建立各種平臺，用隱形手段控制自己的經濟實體，誘發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個演變過程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各地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主要經濟主體和直接經營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的組織。地方政府轉變為經濟主體，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其一，政府在資源配置、政策管制和行政干涉諸方面具有壟斷權力，配以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實施力度，可以按照主要領導人的意志來推動項目，為地方性經濟增長帶來強有力的推動力，但長官意志和政治邏輯下的決策也帶來了相應的風險。
其二，伴隨而來的一個趨勢是，地方政府成為其行政區域中的利益主體，與其他經濟實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形成了競爭關系。地方政府從早期作為各種企業「總部」的角色演變到今天的管制甚至壟斷競爭角色，反映了政商關系的深刻轉變。
伴隨內部多樣性和互動而來的活力，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優勢。改革開放時期的「諸侯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這種活力，推動了四十年來風起云涌的長時段發展。但是，隨著地方政府成為經濟主體，地方官員行為帶有特定的目標追求、短期利益和政治約束，為未來的改革走向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社會是改革風險的承擔者
改革開放的過程推動了高速的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愈做愈大，水漲船高，社會各個階層均從中獲益。但任何制度性變革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不同群體的利益，而且影響程度不同、方向不一。前面說到，開放提供了榜樣力量和競爭壓力，調動了「諸侯競爭」的積極性，提供了讓企業家用武的天地。毋庸置疑，中國經濟改革最為活躍的部分是民營領域。在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搞活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極大地推動了中央政府放手改革的政策取向。民營企業在提供基本生活品和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社會生活活力等民生基礎建設方面成就斐然。近年來，在高科技領域中民營企業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也日益明顯，這些方面已有大量討論。
改革初期，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
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百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和風險。中國民眾為中國四十年的大發展提供了最為需要的資源：廉價勞動力。2009年底，美國《時代》（Time）雜志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中國農民工獲得第二位，這個結果不無道理。改革開放早期，多數民眾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但近年來財富分配懸殊狀況日益惡化，社會流動固化趨勢日益明顯。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特別是體制外的民眾，既是改革的具體承擔者，又過度承擔了改革的風險和代價。
首先，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穿梭在家鄉與各個城市之間，從工廠、建設工地到服務業，在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求溫飽。幾年前，我在北京與外地來的理髮師傅閒聊，問起他的生活狀況。他提及他們夫婦倆在北京過著艱辛的生活，只是因為孩子的前途才在這里堅守下去。聽到他的話，我心里一驚，因為在美國也從許多移民口中聽到幾乎同樣的表述。我在美國加州居住，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許多拉美移民提供的服務，如街道清潔、花木養殖、房屋修建、社區維護，等等。他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使得當地居民過上舒適體面的生活。思考一下，中國大城市中的農民工也正是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在經濟繁榮、急需勞動力的時期，這些農民工被各種招工渠道吸納，加入城市建設大軍，提供廉價勞動力，推動城市發展；但他們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如子女教育、穩定的居住環境、基本的勞動安全保障，甚至不能得到應有的勞動力回報。當經濟不景氣或城市進行整頓治理時，他們則成為擠壓排斥的對象，真可謂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也因此更多地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其次，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家推動實行抓大放小，將中小型國企私有化的政策。在極短時間里，大批工人下崗，基本生計難以維持，不得不在半路改行，各奔生路，甚至擺攤販賣，以謀生存。他們是怎樣渡過如此難關的呢？在那個時期，作為負有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職責的政府，既沒有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也沒有資源來完成這一職責。下崗工人所依賴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扶持、友鄰相助，以非正式制度來分解和消化政策產生的巨大壓力和代價。一個如此重大的政策決定、如此大規模的經濟轉型，其主要成本是由政策波及到的下崗工人和與他們相關聯的千家萬戶來承擔的。
再者，近些年的城市土地開發，以及農村土地被廉價徵用，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圈地運動」，即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將土地要素轉化為資本要素，以實現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離開了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其生存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雖然各地政府採取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來減緩這一過程對失地農戶的影響，有些城市郊區農戶也因此有了可觀的回報，但失地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其未來生計前景，包括子女教育、就業機會和社區建設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提出以上的觀察是想引申出這樣一個看法，即中國四十年大發展得益于得天獨厚的社會文化基礎，特別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自我生存、自我救護的機制。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中的家庭、家族、鄰里、社區有著密集的關系網絡，有著互幫互助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政府的壓力，減輕了公共產品需求的壓力。美國社會學家懷特（Martin K.Whyte）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淵源〉（“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以上觀點，特別強調中國的傳統家庭與家族的文化和結構，對經濟發展、企業家精神、動員資源、勞動分工等方面的重要影響。我在這里想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文化和社會關系中產生的社會支持這一重要功能。我們看到，家庭提供了眾多私有企業、商販攤位經營的基本資源和勞動力。這些年來，家庭機制又承擔起幼兒撫養、醫護養老的功能。家庭資源分享、鄰里互助、社區支持，提供了非政府性質的社會安全網；密集深厚的人際關系網絡被用來動員資源，共享資源，彼此扶持，渡過經濟發展中的坎坷難關。
可以說，中國的底層社會、流動人口為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猶如那些外來移民為美國社會做出的貢獻。然而，近年來社會不平等的嚴峻現實，伴隨著社會流動遲緩、社會階層和機會結構日益固化的趨勢，令人擔憂。建立一個流動開放、公民權利得到基本保障的生存環境，調節理順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和機會分配，是保證改革開放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
未來的挑戰
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察：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中國歷史慣有軌道上的一個「脫軌」階段，即跳出歷史上封閉自守窠臼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正因為此，我們看到這四十年來的鉅變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潛在危機，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和權威基礎的沖擊。這些壓力和衝擊誘發了各種力量之間的高度緊張和互動，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如果說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活力和能量，這段經歷也同時顯示出中國傳統力量的堅韌性和歷史依賴性。不難看到各種強大力量，包括歷史的慣性，試圖將中國重新拉回舊的軌道上去。
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已有體制的認可和自信。的確，中國的集權體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在很短時間里，集中力量資源于已有的知識和工程技術領域中，取得突飛猛進、趕超目標的輝煌成就。可以說，中國特有的集權體制，包括各地政府的動員能力，將這一制度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制度比較角度來說，不同的組織形式在不同條件下各有長處，并沒有固定的優勢或劣勢。而且，組織在某一方面、在一定時期的優勢可能恰恰成為另一方面、其他時期的劣勢。我們可以從組織的多重過程來解釋這一現象：
第一，組織的成功經驗常常以穩定的結構方式加以保存，使得組織愈來愈趨于在某些特定方向上發展；
第二，組織的學習過程保存了成功經驗，增加了自信心，從而導致對未來環境作選擇性的觀察和解讀；
第三，組織中的政治過程導致既得利益集團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影響戰略態勢的判斷和決策的方向。當外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急需進行重大調整時，上述組織過程就會導致組織結構僵硬、反饋機制失靈，決策取向受到嚴重束縛，難以做出及時的、適當的組織決策和制度轉變。在面臨困難和危機、急需組織變革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時，強大的組織力量常常會從以往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庫」中，尋找自己最為熟悉的工具來應對。
據此，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J. Arrow）這樣寫道：「我以為，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歷史上的巨大災難。這種對過去目標的信奉使得我們恰恰在后來的經歷表明這一信奉應該改變的時候，反而強化了最初的承諾。」因此，對以往信息和經驗的路徑依賴導致了組織僵化和衰落，這一趨勢一再出現在歷史上組織和國家興衰的各種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之旅，如何能夠尋找持續的動力，不斷適應新的環境條件，是未來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未來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與現有權力制度間的張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為深刻的變化是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即從觀念一體化、群體間高度同質化到觀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群體多元化的轉變。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歷史大趨勢。在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方面，改革開放歷程見證了一個方向相反的雙重過程：一方面，組織機制、組織規模和組織能量日益增強；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逐漸儀式化，在社會整合上力不從心。隨著當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執政黨與知識分子、宗法組織、社會團體難以通過觀念一體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賴強有力的組織制度聯系起來。近年來，各地政府積極參與和主導社會建設活動，將許多領域納入其「無死角、全覆蓋」的管理范圍，也因此承擔了更大的壓力。各種強制性的組織措施應運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儀式性活動、嚴格的規章制度、政治活動打卡計時，數字化技術管理，等等。
在許多情形下，政府的社會管理力圖壓縮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范圍和程度，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產生了張力甚至衝突。與生產組織過程不同，社會生活涉及千家萬戶，不同群體，方方面面，不同訴求。具有向上負責制結構的政府組織，在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時有著高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這一組織形式恰恰難以適應和應對自下而上的複雜多樣的社會需求——通過行政鏈條和組織激勵機制，力圖將社會不同領域強行焊接為一體，因此愈來愈顯示出簡單、生硬、武斷的特點，一系列矛盾也隨之尖銳起來。近年來，不同形式的抗爭衝突廣泛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深刻矛盾。在中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今天，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一個整齊劃一的一元化官僚組織是否可以與日益多元發展和複雜精細的社會和諧共處？究竟是以新的組織形式來適應多元發展的社會，還是原有的組織結構將社會強行束縛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中？
引人深思的四十年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了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在1985年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四十周年的演講稿。其中有這樣的警示：
四十年，對個人的一生，對民族的命運，都有重大意義。這里，請允許我再次提到《舊約》。對每個人，無論他信仰甚麼，《舊約》都蘊藏著真知灼見。在《舊約》中，四十年扮演一個經常重複然而至關緊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曠野度過四十年，才進入上帝應許的土地，掀開歷史新篇章。那時，父輩執掌權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舊約》的另一篇告訴我們，對蒙受的幫助和拯救，人的記憶經常只能延續四十年。記憶消失之日，就是平安終結之時。
可見，四十年永遠是個重要時段。四十年足以改變人的意識。四十年，足以讓我們告別黑暗時代，滿懷希望迎接美好的未來；四十年，也足以讓我們的遺忘結出危險的苦果。四十年的這兩種效果，都值得我們深思。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在社會和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遷的今天，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歷史性抉擇。展望未來，我將自己在1990年代初寫成的〈中央集權的代價〉一文開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方括號里有兩處小改動）：
中國經濟改革〔改革開放〕的前景面臨著兩個嚴峻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尋找一條促使中國改革具有內在動力、不斷深化的途徑。綜觀歷史上大的社會轉型，往往不同的機遇與選擇導致不同的發展道路和不同的社會后果。因變革途徑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廢的例子不在少數。
第二個挑戰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同時也是一場重新規范權力結構，重新界定社會利益分配的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利益集團隨著改革措施對其利益的影響也在不斷的重新分化組合。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演變必然導致政治的和經濟的新的要求與衝突。
簡言之，中國社會的未來仍然面臨著因社會轉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風險與政治壓力。我以為，中國改革成功取決于政策制定者是否可以選擇一條分散改革風險、分散政治壓力的途徑〔制度安排〕。
來源：合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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